【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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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国立图书馆(又名柏林州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收藏了20世纪初德国中亚考察队从吐鲁番地区带回的大量出土文献.在大半汉译佛典之外,还有官文书和佛典以外的典籍.其中不仅有写本,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印本(刻本).《玉篇》三十卷,是梁代顾野王所编纂的按部首分类的字书。但由于梁武帝对书稿并不满意,又命萧恺(萧子显子)等进行删改。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又大幅增加了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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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暨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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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国立图书馆(又名柏林州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收藏了20世纪初德国中亚考察队从吐鲁番地区带回的大量出土文献.在大半汉译佛典之外,还有官文书和佛典以外的典籍.其中不仅有写本,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印本(刻本).《玉篇》三十卷,是梁代顾野王所编纂的按部首分类的字书。但由于梁武帝对书稿并不满意,又命萧恺(萧子显子)等进行删改。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又大幅增加了收录的字数。现在可以见到的宋刻本《大广益会玉篇》,是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经陈彭年等重修的版本。笔者在中国音韵学领域全无研究,对这件残片的兴趣源于注意到这一印本中包含了唐代的避讳字。吐峪沟出土的这件《玉篇》的残片,应该可以确定刊行于唐代。通常认为,唐代文化传播遍及其疆域东西,并以盛唐时期最为鼎盛。但如本残片所示,即使在晚唐时期,唐文化的光彩仍旧尚未消褪。毋宁可以认为,这是五代以后出现的新发展的前兆。笔者不具音韵学知识的素养,非常遗憾不能对残片的内容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恳切希望博雅诸君不吝赐教。
其他文献
20世纪初期以来,作为丝绸之路地区出土的文献,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献在历史研究、社会状况考察以及宗教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些文献不仅在中国国内被保存,部分还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以及包括俄罗斯、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都有所保存.2002年之后,我曾出国驻外进行研究,并得到科研经费的支持,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与相关共同研究.在此过程中,笔者曾多次访问过德国柏林,并在滞留期间,
1902年8月15日,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主明如(大谷光尊)嫡嗣大谷光瑞结束欧洲游历,返程率门下僧徒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从伦敦出发,拟经中亚、印度回日本.经旧俄领土,9月21日抵喀什.同月24日向英国人Miles上校请教印度巡行路线1.当时光瑞有意前往库车、和阗再南下印度2.然而英方劝告葱岭冬雪即将封山,遂临时分为两支.光瑞率本多、井上往印度,渡边与堀继续新疆考察3.10月14日
中国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唐代吐鲁番(西州)古墓出土的很多文书.郭富纯先生(名誉馆长,前馆长)和王振芬先生(现任馆长)合著的《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2007)曾经提到过其中的主要文书.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同样收藏有很多吐鲁番出土文书.旅顺博物馆文书和龙谷大学文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本来是同一收藏品群,不少研究已指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连接关系.旅顺文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包含彩画的文书比龙谷文书多.这
国立中央博物馆自2011年以来调查其中亚藏品情况,并根据各主题发刊资料集.2016年发刊的《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罗布泊楼兰出土品》是本项目的第三个成果,收录对在塔里木盆地东南部,即包括罗布泊在内的楼兰、鄯善支配地区出土遗物的调查结果、收藏品的历史意义、大谷探险队调查内容的相关论述1.
有关大谷文书编号数以万计,然而学者援用不多,理由无他,以其所见大多数佛经残片,未若英法所藏敦煌文献之完整.再者,除少部分曾经刊行外,尚乏完整的编目和对外公开发行,因此往往无法掌握其所有内容,纵使想要利用也不知从何着手.如今随着学者专家的编目和影印出版,已有部分珍贵的材料直让大家为之惊艳,尤其在出土文献日趋难得之下,的确不可小觑.故笔者拟欲利用已经出版的《大谷文书集成》四册1,重新检视这批经过学者专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而吐鲁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为古代中西交通之重镇.得益于此,历史上东西方曾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吐鲁番都留有历史印记,如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若论流行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当属佛教.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中原内地传播,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了佛教的重要活动地区.自魏晋至元末明初,佛教作为当地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在吐鲁番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
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全本(以下简称《无垢经》)的发现,对于于阗语言的研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幸运事.这是因为,迄今发现的于阗语佛经写卷,鲜有带题记者,故而不能知晓佛经经卷的寺院归属.这件《无垢经》的长条形制说明,此件文物作为随葬品而定制,非属于寺院的院藏.但是,这件写本原是抄本,它有原始的底本.而所从抄写的经卷底本,必然归属于瞿摩帝寺,那是一座在于阗王国历史上享有大乘第一寺之称号的寺院.对于语
一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进占河西走廊,安西四镇所在的西域跟中央政府失去联系,但依然为唐朝苦守.然而,四镇等军政机构如何管理安史乱后的西域呢?机构依旧,管理的体制是否依旧?这是唐朝西域历史的重要问题.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唐代文献,很具体生动地反映这个时期的西域状况.
一吐鲁番地区自汉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后即成为中西方的交通枢纽.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西域传入。虽然地处西域为佛教传播必经之地,但一些学者认为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具有特殊性,和龟兹地区佛教直接由印度传来,属于印度佛教不同,高昌佛教却主要由中国传来,属于中国佛教;佛教传入高昌地区的时间可能是在三国之后东晋之前的西晋五十余年间。目前吐鲁番地区所出的最早的有纪年佛经是西晋元康六年(29
在中国若提到礼,常指五礼,即吉、宾、军、嘉、凶礼.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书札礼,它以五礼为背景,于实际通信时使用.它是一种书仪,在敦煌文书中留有很多.本文拟就敦煌书仪中记载了书札礼的吉凶书仪,考察吉凶书仪在敦煌是如何演变的,再将之与日本的往来物进行比较,考察其有何特征.书仪或书札礼,是以"礼"为背景,来规范律令中未规定的文书或书信.笔者认为这一点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部分.礼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之深则无需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