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使用者在保护信息安全方面往往存在一些问题。他们会经常从不明来源处下载和安装应用程序、在公共场合连接开放式无线网络,以及从手机端打开危险钓鱼邮件的附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具有不同手机安全使用行为习惯的群体之间是否存在一些个体间的心理学因素差异,以及讨论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健康行为过程模型(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作为一个能够有效预测多种健康行为的理论提出了影响行为发生的个体动机因素(如:意图)和自我调节变量(如:计划)。研究者在中国北京随机抽取了230位成人(M=25岁,56%男性),并在基线时刻及三周后分别对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本研究使用的问卷包括:被试智能手机使用的风险感知,结果预期,自我效能感,安全使用意图,行动与应对计划,社会支持,智能手机安全使用行为,遭受网络黑客入侵的经历和人口统计学信息。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HAPA理论模型中假设的路径及整个模型进行统计验证。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感知和结果预期共同预测了手机安全使用意图。在控制了遭受网络攻击经历后,行动与应对计划在手机安全使用意图与手机安全使用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并且能够解释手机安全使用意图总方差的21%,以及手机安全使用行为依从性总方差的38%。研究结果证明了行动与应对计划能够帮助增加手机安全使用行为依从性,为该理论假设提供了实验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