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开启了以放松经济性管制、强化社会性管制的政府管制结构转型.这一趋势并非解制、增效那么简单的经济性变革,从政治学意义讲,它是西方国家开始步入风险社会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新社会运动诉求共同推动的应对社会新风险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特征是: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生活政治为主题、以社会性管制为主线,以对生产主义的反思和替代经济增长的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稳定和国民幸福.这一模式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除了努力增长财富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风险.这对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以风险社会为视阈，厘清社会管理新风险，以生活政治为理念，建构社会管理新机制，以强化社会性管制为抓手，创新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政府管制工作的目标价值转型，确立以社会性管制优先的政府管制目标价值序列，建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内容体系，同时实现政府管制工作的方式转型，确立以合作式社会性管制为基本模式，改善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