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国平安“高管高薪”事件入手，结合我国制度环境下公允价值运用背景，分析高管薪酬对不同盈余项目的敏感性。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对不同盈余项目的敏感性存在差异，但是由于委托人的非理性，高管薪酬对于含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余项目表现具有更高的业绩敏感性；(2)面对市场低迷时期(金融危机)，高管薪酬对含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盈余项目并没有如前人所述的“粘性”；(3)高管薪酬对不同金融资产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对中国平安而言，最敏感的是衍生金融工具，其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然后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文研究，弥补了大样本实证研究中对金融业高管薪酬对具体盈余分项敏感性的缺失；同时，进一步佐证了高管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研究具有现实价值，进而有助于进一步从盈余分项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国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