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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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全教授的(李瑞全,2015),是在心理與精神疾病對西方醫學模式構成挑戰的當代社會,提出的從儒家倫理出發的醫學理念和醫學模式.文章討論之初,李瑞全教授開宗明義地指出,西方醫學模式的底層背景,是發源於古希臘,以笛卡爾思想為集大成者的心物二元論——靈魂是永恆不滅的存在,而疾病則伴隨著時刻變化的身體,直至死亡.由此,西方醫學把一切疾病都視為身體的器官或生理功能問題,直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於心理精神疾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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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中國西安,7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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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全教授的<中國文化中的人論與醫學:儒家之醫學模式>(李瑞全,2015),是在心理與精神疾病對西方醫學模式構成挑戰的當代社會,提出的從儒家倫理出發的醫學理念和醫學模式.文章討論之初,李瑞全教授開宗明義地指出,西方醫學模式的底層背景,是發源於古希臘,以笛卡爾思想為集大成者的心物二元論——靈魂是永恆不滅的存在,而疾病則伴隨著時刻變化的身體,直至死亡.由此,西方醫學把一切疾病都視為身體的器官或生理功能問題,直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於心理精神疾病性質的劃分,最終使宗教和社會文化價值納入新的醫療定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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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国家图书馆向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信函,为即将举办的"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和纪念文章,笔者有幸收到了约稿函.按照约稿函要求,需要就"任先生在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方面"的成就进行学术探讨,实非所长,力不能及,非敢妄议.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迟迟未能动笔.作为在任馆长领导下工作了近20年的老员工,深感任馆长留给大家的不仅是丰硕的学术成
2009年7月12日,笔者正在芝加哥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年会,隔着重洋,从互联网上获悉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于前一天双星陨落、同日逝世的消息.季、任二先生是学界泰斗,我虽不曾谋面聆听教诲,但他们的书是读过的,受益匪浅,因此诚心诚意地悼念他们.更以任先生晚年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笔者曾三次联系请他赐题书名及为图书馆题写馆名,每次都能如愿以偿,记忆深刻,当时就把请任先生题字的经历做了回
笔者与任继愈先生只见过一次面,但记忆犹新.那是在一次会议的间歇,老人家虽拄着拐杖,但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传递给笔者温馨和力量.后来每次去国图,都希望能拜访任先生,但总是担心打扰他老人家,没能在老人家面前倾听教诲,甚感遗憾.为了参加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访问了不少老同志,也看了不少文章,对任先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任先生典籍整理、终身教育、数字建设三个期待正是今天图书馆界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在这
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办公室原在三楼,紧靠东头的两间.外间是会客室,里间是办公室.说是两间,其实外间似走廊,极狭窄,摆着新馆开馆时的旧沙发,木扶手,灰布面坐垫和靠背.沙发虽小,摆在那里,人来去也要侧身而过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会客室,任先生接待中央领导,也接待普通读者.办公室也不大,一个写字台,四周排满书架.这里既是他办公的地方,也是他从事研究的所在.任先生1987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此前,虽经十年调整
任继愈先生是中国20世纪为数不多的儒道佛兼通的大师级学者之一.记得20世纪80年代,《文史知识》编辑出版"三教"专栏,任先生是唯一一位被约请分别撰写三篇专文的学者.先生之学术通识亦是业界公论.本人因缘于先师张知寒先生(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有幸聆听任先生之教诲十余年,尤其是参与编辑出版《任继愈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加之涉足古籍整理出版领域30年,得以粗识先生古籍整理出版之远见卓识
航运凭借自身优势始终保持着较大的业务量,航海类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也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持续的供不应求和海员艰苦的工作性质导致航海类专业学生在就业、择业过程中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本文分析了航海类专业学生经常出现的就业心理问题及大连海事大学就业心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航海类专业学生就业心理教育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就业指导和培训、心理健康教育引导航海类专业学生建立正确的择业观。只有不断强化就业能力,
海员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是保证船舶和人员安全,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海上劳动效率的重要条件之一.本文详细介绍了海上艰苦的工作条件,以及在特殊工作环境下海员常见的一些心理障碍,深入探讨了海员所需的心理素质.总之,船员应有大海那样宽阔的胸怀,稳定而又深厚的情感,积极、热情、振奋、紧张充满乐观情绪和高尚情操。同时,要注意自我调节,主动地防止、克服、抑制或掩盖消极情绪。调节情绪的技巧很多,如培养幽默感,增强愉
我一直以為醫學是一種價值建構,儘管從其問世以來,它自身的目標就被嵌入到不同的歷史文化場景之中,始終受到不同的身體、健康和疾病等概念的糾纏,但所有這樣的歷史文化場景和概念,包括醫學本身在內都體現出某種價值追求.這正如美國哲學家希拉蕊·普特南所言,人類依靠概念系統進行的一切智力活動都有價值因素的加入,醫學當然也不能例外.不同的醫學價值理想塑造出不同的醫學模式,人們依據這些模式從事醫學活動,進行醫學管理
孫慕義先生一文(以下簡稱"") (孫慕義,2015) ,從身體倫理的視角剖析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即現代醫學模式)之局限,主張以身體倫理醫學模式取而代之.筆者對孫先生學術創新的勇氣十分敬慕,並深表認同,但認為文中的部分表述尚值得商榷.
李瑞全教授的稱得上是一篇宏文,該文站在中西比較的高度提出了在現行西方醫學模式之外創建新的醫學模式的構想,這個新的醫學模式主要基於"中醫所含的文化意義,特別是儒家對人之為人的價值,以及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所提出的醫學理念"(李瑞全,2015,51).筆者一直從事儒學研究,近年來又關注生命倫理學,此文對筆者的吸引力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