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静先生是日本汉学界成就卓著的大家,其在文字学、甲骨学、民俗学等领域的著作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本文集中阐释白川静先生对汉字构型理据的认识,并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日本在二战结束后推行的汉字教学政策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白川静先生对之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在笔者看来,白川静先生从事文字考据工作,从来不偏执于一字的阐释,而是从文字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以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结构,来考察每一个汉字在这一结构中的恰当坐标。因此,汉字的一笔一划,背后实则有一个必须如此构型的理据在。白川静先生的考据工作,始终着力于对这一构型理据的揭示。例如,他很著名的,将"口"字理解为"祝祭之器",而非人体面部的口腔。一方面是基于对古代巫卜文化和甲骨文字形的考察,另一方面,也基于对"名、吏、事、哭、器、史"等诸多由"口"孳乳而来的文字的群体性考察。这样,对"口"的理解才有了扎实的根基,对相应孳乳字的构型理据也有了充分的认识。然而,到了战后,日本政府急剧缩减了汉字教育,以昭和二十一年(1946)公示的《当用汉字表》为例,只允许1850个汉字继续使用,其余部分急速转向罗马字,也即片假名。即便保留的部分,也经过了大量的、未经仔细斟酌的省改。由此一来,汉字本身的构型理据遭到了极大的损害。许多本来对学生理解汉字构型理据极有帮助的孳乳字因为不在《当用汉字表》之列而无法进入教学。许多因为省改而丧失了理据性的文字,教师也发觉难以向学生们予以恰当的解释。这些问题使汉字教学在战后面临严峻困境。今天,按笔者在日本所亲见,许多原本可以用汉子表示的场合,都在渐渐变为平假名,因为汉字本身的理据性丧失后,对学生而言,记忆汉字就会变成一件缺乏意义的难事。索性采用平假名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一点,不得不说就是当年战后教育造成的不良后果。当年,白川静先生对这一现象有过激烈的批判,而且确实他的许多预见也得到了验证。静先生的汉字构型理据思想及其对日本战后汉字教育的批判,可以给中国的汉字教育起到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