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劳工研究有将年龄、社会性别、关系视角等带入到劳动过程研究之中,如何更好地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锻造出新的研究议题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本项研究试图通过新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维吾尔族劳工生产交往的研究发掘两个新视角:将民族(族群)视角带入到劳工研究中和将劳动过程转变为生产交往过程,研究场景得以更为丰富.文章通过对社会转型、劳工研究、交往界定和田野调查四个基本问题的提出锚定所要研究的主题和思路,并通过对工厂历史(创建时期、文革时期、振兴时期、承包时期、转轨时期、鲁新公司、新兴公司、新棉集团、雅戈尔集团)的追溯和挖掘,试图从生产交往过程中劳资间的交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往以及同部门内师徒之间的交往客观地描绘出喀什棉纺织厂维吾尔族劳工的真实生活和历时变迁.喀什棉纺织厂的技术工人并不像迈克·布洛维所描述的那样，他既不是依靠霸权或者是强制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控制，也不是志愿性服从；更不是将劳动过程作为一场“赶工游戏”而产生甘愿。他有其自身的诉求：第一，身份的转变。第二，渠道的畅通（上升空间）。劳动过程研究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以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笔者在论述新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维吾尔族劳工的生产交往，正是回归劳动者主体，并重视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民族）对工厂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劳资间的交往、部门间的交往和师徒交往三个方面。将维吾尔族劳动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将有助于拓宽劳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场决定社会到社会影响工场，本项研究恰好彰显了民族因素对工厂政治影响的过程。劳动者主体多样性的呈现使得劳工群体更加饱满和千姿百态。新疆社会转型，对于喀什棉纺织厂第一代技术工人而言，最直接和深切的体会应该是企业的改制。民族视角的介入对于把握转型时期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