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建于1952年,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改革开放后引入了基本医疗、补充医疗(包括商业医疗保险)等.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基本医保为主体,以其他医疗保险为补充的广覆盖、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制.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道德风险的问题却一直存在,而且类型繁多、范围巨大、程度较深.这不仅导致了医疗价格和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同时也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医保制度的保障力度.如何控制医疗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成为全民医保制度能否有效施行的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我国学者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研究主要以规范分析为主,他们运用的理论主要是福利经济学、效用论和博弈论,是对道德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的质的研究,而此论文通过量化方法证实和分析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中的道德风险程度.本文借鉴了国外衡量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程度的最新方法,并将其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现状及道德风险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不同保险计划(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及商业医疗保险)的群体为分析对象,运用弹性及效用理论、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及Kolmogorov-Smirnov检验,得出衡量我国医疗保险中各群体道德风险程度的弹性值.弹性值越大表明该群体的道德风险越大,同时本文还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弹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公费医疗的道德风险程度较大,其次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程度较低,而且道德风险程度与自付比例、教育水平以及家庭规模成负相关,与年龄正相关.最后从道德、医改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及制度改进方面给出了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适度控制对策.本文的研究扩充并细化了国内的研究成果,从量化的视角来分析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程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