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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配置不仅左右收益或成本的转移，而且决定收益或成本的高低。因此，通过权利配置实现环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应是环境保护追求的目标，然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权利的初始配置应是一种社会化的权利，这种社会化的权利极易诱发私人权利采取“搭便车”行为对其进行侵蚀，因此，要实现环境资源价值最大化，就必须对遭受侵蚀的社会环境权利进行救济。但在此救济过程中，由于侵权人和社会环境权利的代理人(国家)之闻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如遵循传统私法救济方式，容易导致私法救济的“虚位”，因此，需要突破传统权利救济的私法化局限，实现权利救济的公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