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2021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提出修改《体育法》建议,希望通过修改《体育法》,确保2035年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要让《体育法》"长牙",明确体育各方面的法律责任,解决好怎么管的问题;明确体育执法的主体,解决好谁来管的问题。近年来,在大健康背景下,我国的体育产业迅速发展,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大力推进,对于体育场地设施的基础建设、违法占用、体育纠纷的解决、体育市场的规范以及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需求也越来大;面对现实中的体育执法难;执法效率低;体育执法队伍的大面积成立与执法模式数据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的不当或对利益的不当追求;也造成了体育执法不利问题的出现,影响着执法效率,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后的执法难发展到后来的多头执法、逾越权限等不能有效执法的问题,这涉及其执法权能的正当性等一系列立法上的问题。这些现象引起了笔者对体育部门执法问题的一些思考,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仰仗立法,而应转换思路,放眼实践,其实质并不在于对体育部门的广泛赋权,而在于寻求现行法律规定下高效的执法模式。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来寻找我国现阶段体育部门执法困境的解决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1.体育部门是否有行政执法权;2.行政执法权的运行模式;3.体育部门执法权的存设;4.新型体育行政执法模式的构想;以期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地解决体育领域的执法问题,让《体育法》长牙,实现体育行政执法的多元化和法治化。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的方法进行研究与调查,多方面多角度的对体育执法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结合现阶段的政府部门执法模式的改革趋势和上述对体育部门执法权存设的分析:1.体育部门是否有行政执法权（1）何为行政执法权通常意义的执法权是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授权或委托的组织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法律,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与事的权力。执法权分为狭义、广义的分类,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归属到狭义执法权的范畴,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均属于一般行政执法的范畴,认为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属于广义执法的范畴。根据上述执法权的定义,行使执法权需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主体条件,即必须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次是职权条件,即其执法权的取得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而不能由其他行政机关授予。法律依据及问题（2）第一个问题是主体资格问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限定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那么,诸如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国家体育总局属于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体育部门的性质也并不一致,有的将其界定为体育行政事业单位,有的则将其界定为行政机关。（3）第二个问题是法律保留问题。先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并没有按照后三部法律对设定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强制权的相关规定来设定具体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以及行政强制,其笼统的授权不符合后三部法律将行政执法权进行约束和规范的立法思想。因而对于体育部门而言,也许其执法权自出生就是"畸形"的。这是因为《体育法》的产生要早于规范相应执法权的法律,而这之后,《体育法》也一直未进行修订,导致体育部门的执法权时而处于失范状态。2.行政执法权的运行模式（1）传统行政主体执法模式（2）政府部门间协同合作（联合执法）的执法模式（3）相对集中执法权的模式（4）借法用法的模式（5）"软法之治"模式3.体育部门执法权的存设（1）不同执法模式的利弊（2）体育行政执法权的存设保证体育的健康发展,新时代中国体育依法行政,实现路径主要有法治思维;决策科学;权力规制;纠纷解决;信息公开;建议体育部门有必要构建一种新型的综合性执法模式:（1）体育专业性的执法权保留到体育部门。（2）联合执法、相对集中执法权的模式。（3）专业性问题的执法权采取借法用法的模式。（4）"软法之治"非强制性体育执法模式。（5）"大数据+指挥中心+综合行政执法"模式。（6）强制性执法与非强制性执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结论:不同执法方式各有优势,体育行政执法方式变革应当向多元化方向趋近,坚持执法方式多样化的价值理念。灵活采取不同的执法模式,在合法的前提下更好地解决体育领域的问题。能否更好地解决体育部门的执法问题,不仅有赖于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修改与完善和对执法权的明确,也要依赖我们转换思路,把视野投向上述实践中合法有效的执法模式,更有助于推动体育行政执法效率和法治化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