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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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一词最先由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于1835年在其著作《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中首次提出.中国在1902年7月的《教育世界》杂志中刊登了日本利根川《家庭教育法》的译文,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教育”的称谓.“社会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所实施的教育活动,其中图书馆作为面向全体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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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一词最先由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于1835年在其著作《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中首次提出.中国在1902年7月的《教育世界》杂志中刊登了日本利根川《家庭教育法》的译文,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教育”的称谓.“社会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所实施的教育活动,其中图书馆作为面向全体公民提供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在社会教育中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并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公共图书馆法的建立，为新时期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履行社会教育职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为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公共图书馆法》中相关条款的研究为基础，对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开展图书馆业务培训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思路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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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10月文化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联合发出《关于切实解决青少年文化活动场所意见的通知》到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和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在中国法律体系越发完善情况下,中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发展进入全新高速发展时期,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独立和非独立建制的少儿图书馆113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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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律旨在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公共图书馆功能,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件大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越性,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乃至整个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共图书馆法》
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行.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指出:“《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明确了今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基本目标和重点任务,强化了政府保障和政府责任.”其意义之重大,不待言语而自明.《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指出:“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第三十六条也提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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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作为一种重要的书籍类型，有着深远的文化研究价值。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术、书籍史的重要材料。它的发展变化就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是典籍之汇编，书籍之书。从文献学的角度讲它是古代文献的主要保存载体，是文献的主要传播形式，同时也是书籍分类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而言，丛书是学术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是书籍影响力的指向性参考，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在当今的中国丛书发展依旧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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