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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礼”、《书》、《春秋》与中国史学的起源，中国史学的自由、经世的精神与历史认识的理性主义，史书体裁的创新、通史撰述与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向，中国古代史家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立场下的乾嘉考据批评和史学的经世致用等方面的探讨，阐述了钱穆前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相关论述，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早期和晚期做了诸多论述；二是，往往能站在文化的高度，以发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内涵和普遍价值；三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道路的研究，强调“通识”意识和通史撰述在中历史上通史的撰述及其史家予以高度肯定，指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立应当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史学通史的继承和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