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继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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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编纂学上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始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1921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集体对建设经验的重视和善于借鉴有益经验、拒绝无效经验,保证了在寻求发展中的新重点甚至突破口方面,取得好结果。党适应时代挑战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它们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党的自身建设和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活动。对改革过程的回顾表明,20世纪80年代党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了许多20世纪50年代党的建设的理论)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开辟了在政治领域内渐进变化的道路,并创造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渊源于党和国家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提法,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政策。新的领导集体,就像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一样,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政策重点。加强政府在所有方向和领域,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政策,被认为是对改革政策的重要补正。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发展政策中“以人为本”的意向再次强化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方向。尽管政治体制改革仍在逐步地、分阶段地在各个不同方向和以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着,但大规横的政治变革显然是未来的事。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使中国的今天就像孙中山时期那样,仍然把解决社会方面的问题摆到第一位。这决定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必然会采取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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