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改革的结果处于哲学意义上所讲的“理性无知”境地，那么中国改革成功的结果是出乎预料的，这才使我们陷入“寻租悖论”当中。笔者将通过对基础性体制的详细考察，运用演化观点来解答这一悖论，并加深读者对转型经济特征的认识。在中国，租金机制的存在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基础，是转型经济中重要的微观动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交织生长，成为转型经济的“微观基础”。不应该因为意识形态的偏好而否认有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为了避开租金机制的“政治敏感性”而采用“官员晋升”机制来解释官员的行为是难以取得全面的说服力的。然而，在理解“寻租悖论”的同时，读者又有可能陷入一个规范经济学误区当中，即:为了扩张市场，应该鼓励官员寻租和企业家寻租。租金机制运行是有成本或代价的。传统寻租理论正是强调寻租的成本的高昂而认为它是低效的，笔者并不否认寻租造成的成本(特别是社会成本)是相当高昂的，这是由其运行的方式和特征决定的。转型期的中国，租金机制为垄断行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等领域的高速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造成了这些行业扩张的粗放式特征;“寻租竞争”对地区差距有重要影响;同时，政治权利“市场化”对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政治权利在取得市场价值时也在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本文指出，租金机制在与价格机制融合，全面渗透到微观经济个体和政治官员的行为当中，可能会使转型经济在制度层面上形成寻租体制。在30年的增长当中，租金机制发挥了基础性的刺激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它只是一种“次优”选择，代价正在积累，只有改变基础体制，租金机制才会被价格机制限制和约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才会形成。笔者希望“寻租悖论”在以后的转型经济的实践中被消除，恢复寻租成本高昂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