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礼学馆作为礼部的附设机构，曾因为参与修订法律而一度走上了前台，备受时人和后人的关注。介绍设立礼学馆之议与礼学馆的筹备。修订《吉礼》与《嘉礼》的礼学馆稿本看，礼学馆所做的修正事务主要是使礼制文本在细节上更准确、更完整，与民主宪政制度及其依托的自由平等之说没有明显的关联。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礼部上奏了《遵拟礼学馆与法律馆会同集议章程》一折，表示礼学馆与法律馆应互相联络，共同商办，因为礼教与法律密不可分，礼学馆拟定的民礼与法律馆拟定的民律应贯通一致，不相冲突。在清末新政的实施中，礼学馆修订礼制与法律是关系国本的大事。但在当时朝野渐趋人心离散，革命力量极力赶超改良力量的情势下，礼学馆的礼法修订事务始终处于当时政局的边缘地带，而且面临着来自朝野上下不同向度的关注与冲击。从道与术的角度看，清廷在仿行立宪时将“宪政”定位成“礼治”之道下的术，保留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与信仰观念。其政治制度改革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权变之策，并未超过“中体西用”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