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北京城市,随着卫生知识的逐渐普及,新型的商业空间开始得到倡设.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北京的市政机构作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一方面成功地创建了东安市场;另一方面屡次拟建屠宰场却未果.虽然创建新型商业空间的努力出现了两种对比鲜明的结果,但都反映出行政权力以卫生为出发点,逐步在增强其对城市空间的控制能力. 市场和屠宰场有助于保证城市环境和食品的卫生，是近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市场和屠宰场的建设和管理中，上海租界起步最早，起了示范和导向的作用，并且受益于市政机构的重视，在建筑和管理上都有明显优势。近代北京的市政机构在卫生的指导下试图创建新型的商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东安市场得以顺利诞生，而屠宰场几次筹建均胎死腹中。 创建新型商业空间的努力一成一败，主要原因在于市政机构强力介入的决心和实力有所差异。创建东安市场的工巡总局，是清政府“新政”的产物，是在帝国中心引入的西方管理模式的市政机构：其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还代表了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在执行能力和财政支持上都得到了保证，因此东安市场的创建过程较为顺利，之后几次遭受火灾也很快得以重建。屠宰场的专门性更强，并且须配套专业的检验设施，起始于民间的提倡，市政机构顺应民意采取了招商的办法，这使屠宰场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定，其后陷入了尴尬两难的境地。当政府决意官办时，北京却已不再是一国之都，城市地位已非昔比，行政权力严重受制于支绌的财政状况，导致屠宰场之议始终未获落实。 东安市场和屠宰场代表了两种鲜明对比的结果，说明新型商业空间的能否创建最终取决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深度。在卫生知识逐渐普及的背景下，近代北京的行政权力通过创建新型商业空间的努力，将其支配城市空间能力的强烈企图贯穿其中，并逐渐积聚政治资本，由此获得并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