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很好地处理了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已将贫困发生率控制在1.7%的水平,成为贫困减缓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但随着贫困人口结构与特征的变化,中国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难度日益加剧,传统扶贫方式遇到较大挑战。自2014年开始,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下重要扶贫方式的产业扶贫,由于其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高、扶贫对象精准锁定能力强、扶贫成效长期稳定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依托于“产业+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培养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与能力的方式来实现贫困人口生产能力的提高。由于该模式的特殊定位与联结机制,使其同时受“扶贫”与“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而多重目标约束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难度,也增加了产业扶贫政策的执行难度。仅就政策设计而言,政府如何进行扶贫产业选择,政策扶持与金融扶持方式何如推进,产业主体与贫困户主体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等方面均缺乏可借鉴的,透明度高、程序公正、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实践模式。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产业扶贫的发展效率,增强以扶贫产业为引领的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成为新形势下推动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性课题。鉴于此,本文结合产业扶贫的政策设计思路与运行机制,将扶贫产业的“益贫性”与“效益性”目标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多种实证分析工具论证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影响机制、扶贫实现效应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构建具有共赢特征的扶贫产业发展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首先,本文结合我国扶贫策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策略演化进程,从政策形成、基本模式、政策优势与政策特征等维度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以及CLSD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扶贫所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结论表明,产业扶贫通过强化资产专用性、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以及产业优势与资本积累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贫困个体稳定增收机制的形成并加速了贫困人口向产业循环的纳入。因此该贫政策能够产生较好的贫困摆脱效应,这为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的政策合理性与逻辑正当性提供了现实证据。但在实践中由于扶贫产业选择的两难、具有内在产业偏好的贫困户对扶贫产业的排斥以及精英捕获等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扶贫产业合理选择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成效。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理及实际的贫困摆脱效应。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涵盖政府、合作社以及贫困户的微观福利均衡模型,论证了产业扶贫的短期福利效应相对弱于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模式,但只要政府提供的物质资本与贫困户产业禀赋间对接程度较高,且合作社的产业能够适度覆盖贫困户产业,产业扶贫则具有更好地长期福利实现效应。而一般性的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扶贫模式,虽然存在更强的短期福利增进,且完全自主的再生产选择模式能够给予贫困户产业选择的自由度,避免政府不当干预与产业选择失误的影响。但这一扶贫模式实现持续性稳定增收能力相对不足,也难以形成贫困户再生产的内生资本积累机制,因此无法保证减贫效应的长期实现。在实证层面上,本文以我国六个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实验样本,基于准自然实验的DID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现实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相对于一般性的基于贫困个体的小额信用贷款,基于扶贫产业为对象的专项金融资本扶持确实能够通过推动贫困人口向社会产业大循环的纳入,实现贫困人口的内生增收路径的形成。扶贫产业表现出更好的收入增长效应与贫困摆脱效应。但受制于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禀赋不足”,扶贫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供给结构失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专项信贷投放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典型的边际递减特征。再次,考虑到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双重目标约束特征,本文通过“政府-产业主体-贫困户”的主体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偏好的差异性论证了产业扶贫中目标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对产业扶贫的资本支持强度对扶贫产业现实发展,存在典型的信号示范效应。政府扶贫投入的增加,既能强化产业主体的收益预期,从而激励更多产业的参与,同时也能够吸纳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协同体”,进而实现内生增收渠道的形成。但产业扶贫实施的福利衍生效应与“搭便车”收益的增加,也导致了贫困户个体“拖延行动”的产生。更进一步,本文在分析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约束基础上,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扶贫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扶贫产业发展由于强调“益贫性”职能确实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其中,扶贫压力低的省份的扶贫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益性”特征,因此该类省份更需要扶贫产业发挥“益贫性”功能,进而提高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高扶贫压力地区,扶贫产业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这是产业基础、市场环境、贫困人口产业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扶贫产业选择的精准性及合理性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对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高扶贫压力省份受限于较低的产业经济效率、资本与市场积累能力不足以及资本稀缺性限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的重点应在提供具有稳定预期的、持续性的扶贫资本供给;而低扶贫压力省份由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市场环境,因此产业扶贫的重点应更多地将政策重心向扶贫产业的服务性支持转型。最后,基于平衡优化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率性”的双重政策目标,本文对产业扶贫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如何提升扶贫产业选择精准性、优化与创新扶贫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厘清政府定位、强化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理顺与完善扶贫产业参与主体的利益保证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基于一个均衡福利分析框架,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制,考察了产业扶贫与信用贷款扶贫模式的内在减贫差异;二是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在考虑搭便车收益基础上,分析了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好及稳定策略的形成机制;三是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数据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产业扶贫贫困摆脱效应的实证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