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目录之学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目录学"之名虽始于清代,然而目录之实践却肇始久远。自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以来,中国历代皆有著作目录之实践。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目录实践和各种见解往往同异相间,这些实践和见解或可反映某一时代和不同著者的书籍著录思想。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法以来,农书作为子部类目下的二级子目,其著录或当受其时代著录思想的影响。反之,其著录异同当也能反映一代或某一人的农书著录思想。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学者涉及(2)。然而,对用于比较的唐宋两代史志地选取上,笔者与之有不同看法。另,如上文所述,对于唐代农书"稀见"状况的出现是否与农书著录思想有某种关联性呢?在这里,笔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将首先从唐代目录入手,分析唐人对于农书著录是否有其一套规式,抑或说是某种实践共性。在以上基础上,本文将通过对历代农书著录思想地梳理来找出其与农书"稀见"之间的某种关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