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载体,我国的方志因其独特的学术和实用价值,早在9世纪(晚唐时期)开始便经由各种途径流传到日本,至17世纪(晚明时期,约1639年前后),体例成熟的各级中国方志已经成为日本幕府红叶山御文库及"御三家"文库批量购买唐船持渡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中国的方志文化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前的日本地方史志发展。更具意味的是,1623年,一位东渡日本的中国学者用汉文纂成《长门国志》,首开国人海外修志之先河,而该志亦成为日本后世效法的对象,此人便是浙江余杭人陈元赟(1587-1671)。陈氏原名垧,字义都,号芝山,别署羲都甫、既白山人、升庵、崆峒子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陈氏三十三岁时,渡海赴日,此后一直寓居东瀛,1671年卒于名古屋,终年85岁。在流寓日本的五十多年里,陈元赟在哲学、文学、书法、拳技、制陶、中医、建筑、茶道等诸多方面,为中日文化和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梁容若、小松原涛、衷尔钜等学者已有系统全面的论述。然而陈氏在传播中国方志文化方面的成就,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国内目前尚无一方志学专著论及其海外修志的价值与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期为复原陈元赟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