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丝的《墨西哥侏儒》之所以发人深省，原因之一在于艺术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于“道德”的滥用，以及对拍摄对象尊严的“侵犯”。她试图以一种日常生活的轻松，委婉而平静地揭示对象被歧视和边缘化的现状。身体的残疾被克制地呈现，模特也是在熟悉的空间中以一种随意的神态出镜，虽然在他故作平静的眼神与微笑背后依然不难看出几分紧张与自卑。拍摄对象个体精神与生存状态最终沦落为某一个特定人群的雷同注脚。例如拍摄留守儿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把渴望、无助的眼神，褴褛的衣服，龟裂的小手，破败的院落和学校，以及爷爷奶奶佝偻的身影作为有力的辅助元素。拍摄农民工则一定是挥汗于工地、讨要工资的无奈、简陋的工棚、与远方家人通话时幸福而朴实的表情，以及全家大包小包地消失于春运的人潮之中，等等。这样的作品在极具煽情色彩的表象之下，其实是作者空洞而矫情的自欺欺人。既然对于人性的深入挖掘和思考缺乏足够的智慧和信心，那么这种盛装的矫揉造作则不失为一身有效的“皇帝的新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摄影师就是评委的镜子，就是评委自己。当此类摄影作品一次次地被推到当代摄影的前台，获得广泛关注和无数奖项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试着透过那一个个病态的身影和茫然的神情去倾听和思考被拍摄者脆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