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GDP达到12.2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9.36万亿美元,在世界GDP的占比份额也提高到了15.87%,但目前中国金融业的体量与庞大的经济体总量并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和需求对金融业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和潜力。对比国内公募基金业,截止到2017年底,美国的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是22.5万亿美元,占GDP比例为116%,而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目前仅仅是7.97万亿美元,占GDP比例为65.11%。伴随着交易量的上升和市场监管的逐渐放开,越来越多的机会也伴随而来,中国资本市场蕴含的巨大潜力,促使了许多基金经理回国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基金投资决策的最终决定和实施者,基金经理的行为又对基金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基金经理履历中的海外经验越来越被基金公司重视,不少基金公司招聘条件中均打出了具有海外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具有非常完善的体系,海外从业经历令他们接触了很多最新的金融创新以及拥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在投资理念上,他们原来的基金公司也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公司的决策过程,学习各种不同的管理风格,以及如何处理全球不同办公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这些人对当地市场基本面及行为具备深刻认识,具备精准鉴别优秀企业模式和领导人才能,批判性思维和时机判断的超强能力;另一方面,海外经历也可能意味着他们更强的能力,由于留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成本更高,因此,当人们只有在回报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继续留在海外。另外一个现象则是,出国留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生深造的选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留学生们也倾向于留在国外生活和工作,所以这是否意味着人才流失?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吸引这些人回国发展吗?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将选取2014到2016年期间,同一基金经理管理时间超过一年的284支普通股票基金,来探究海归基金经理是否表现更好。同时,用相同的方法,我们还会探讨在混合偏股型基金领域,海归基金经理的表现。关于基金经理特征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始于1996年,关于探究经理个人特征对经理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别,教育背景和经验。然而,针对每项个人特征,这些文章都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会将三类特征全部作为控制变量,以期望尽量减少误差。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还没有文献将海外经验作为单独的个人特征来考察,最多即将海外经验纳为控制变量指标。所以考虑到海归基金经理这一现象以及当下留学热,本问的研究可以为个人、公司以及政府决策提供一些参考。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步:首先,我们要用相关模型求出衡量基金绩效的指标,本文中采用的指标主要有5个,分别为简单的超额收益,夏普比率,单指数阿尔法,三因子阿尔法和四因子阿尔法。然后,利用基金绩效指标对基金经理特征进行回归,来考察海外经历这个特征是否会对经理绩效产生影响。如果海外经历的系数为正且统计上显著,就表明具有海外经验的基金经理比本土基金经理表现更好。接下来,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以往探究经理个人特征对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有影响的为:年龄、性别、是否为硕士、是否为博士、是否具有MBA学位、证券从业年限、基金从业年限、是否有研究员经历。另外,以往的文献还发现基金特征也会对绩效产生影响,它们分别为换手率、管理费率、基金成立时间。关于本文的数据,对于股票型基金,我们将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作为样本时间段,选取只由一个经理管理并且管理时间超过一年的基金,且由于指数型基金属于被动管理基金,不能体现经理的选股择时能力,也要被剔除。最终,1028支股票型基金,只有284条符合以上所有条件。同时,由于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基金本来就不多,为了增加样本数量,我们放宽了基金经理管理时间的限制,即不一定是要从某年1月开始到该年12月结束,可以是从某年任何月份开始,只要管理时间满12个月即可。而对于混合偏股型基金,样本选择时间段为2000年1月(第一支公募基金成立)至2017年12月,其他条件均与股票型基金选取一致,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混合偏股型基金比较多,且考察样本选取时间段较长,而基金特征变量数据来源均为基金年报,故采用一个完整的数据年会更准确,因此我们对经理管理时间段要求为至少从某年1月开始,到该年12月结束,即横跨一个完整的会计年。不同于国外探究经理个人特征对经理绩效的影响时,有现成的完整的基金经理个人信息数据库,当前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数据库,因此本文涉及到的关于基金经理个人信息均为手动搜集,其个人信息均来自年报披露,有些年龄和证券从业年限未披露的,则根据其入学时间进行合理假设和推算。关于实证结果。首先,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我们发现,海外经验变量系数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基金经理相比国内基金经理表现更差。该结果不同于之前将海外经历作为控制变量的研究,之前的研究认为海外经历不会影响基金绩效。原因可能是之前的研究是直接将基金收益作为回归因变量,该因变量并未排除市场的影响,导致结果产生混淆。而当我们将简单的超额收益作为因变量时,得出的结论与该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从风险的角度探究海归基金经理表现更差的原因。在本文中,我们用到了两个风险衡量指标,一个是基金总风险(由收益的标准差衡量),另一个是基金系统性风险(由CAMP模型中的beta值衡量),其中总风险包含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并且通过合理增加资产数量,非系统性风险在理论上可以降至接近为0。通过将风险指标当做因变量,经理个人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我们发现海归基金经理在管理资产组合时倾向于降低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和总风险。其原因可能是海归经理在国外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成熟资本市场应对办法,但对国内的资本市场和相关行业情况了解并不多,导致他们在投资策略上相对保守以避免由于信息劣势导致的资产损失。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资本市场上,风险与回报成正比,当他们的资产组合风险低于其他经理时,回报也会低于其他经理。然后,将收益和风险结合,本文利用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来衡量海归经理是否可以平衡收益与风险。这里我们将基金的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作为因变量,经理个人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并未发现相关的显著关系。这表明海归基金经理在平衡风险与收益上与其他基金经理并无区别,海归经理被亲睐的优势,即高超的技术分析以及对市场运作原理了解,并未得到体现。最后,我们还考察了海归基金经理是否具备选股与择时能力。这里我们用到了T-M模型、H-M模型,将模型得到的选股择时系数对经理个人特征进行回归。我们发现在T-M模型中,海归经理未表现出更好或更差的选股和择时能力,而在H-M模型中,他们的择时能力更差,选股能力和其他经理没有差别。和股票型基金的研究方法和过程相同,我们还研究了混合偏股型基金领域海归基金经理的表现。结果表明,他们不论是在基金绩效、风险、风险收益平衡和选股能力上,均没有表现出优势或劣势,但择时能力会劣于本土基金经理。综合上述结果,海归经理并未展现太多管理或分析优势,虽然海归基金经理由于在海外有相应的留学或管理经验,投资上会略显成熟,不过也与他们的投资经验有关。《证券日报》基金新闻部发现,绩优海归(如前宝盈基金经理王茹远、银华基金经理焦巍)的投资管理经验主要还是来自于相关行业从业经验和国内的金融机构。因此,这一结果对于投资者、基金经理个人、基金公司、政府都具有借鉴性。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不必再考虑经理的海归光环,而应当根据其绩效、相关证券从业经验和行业从业经验来理性选择基金经理。对于期望归国后能够继续在国外优秀业绩的海归经理,相比应沉湎于以前的辉煌成绩,更应该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回归,沉下心来了解国内资本市场运作规律,深入行业了解公司。而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一般自我培养居多,但自我培养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也需要更多时间,而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自我培养的人才也同样面临流失的问题,而海外市场尤其发达国家的市场比较成熟,因此他们也更愿意招聘海归来进行投资运作。故而基金公司招聘海归是为解渴,但考虑到海归经理绩效表现,基金公司在招聘过程中可能也不需要额外提高待遇了。而对于政府来说,虽然海归基金经理在国内并未表现更出色,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他们在国外取得的辉煌成绩,不能完全否认他们的优秀能力,而人才具有天生的示范作用与产业聚集效应,因此适当采取政策鼓励人才回国,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