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龙530《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龙530)残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集注》序录的内容,对于后世辑佚和研究《集注》一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该残卷的内容与传世文献如《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大观》)、《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政和》)中保存的《集注》序录部分多有不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多,有些可明显看出是敦煌本《集注》的抄写错误,有些则是后世因避讳等原因改动所致等等.两者都是现存《集注》“陶隐居序”较早的版本，书写年代并在《大观》《政和》之前，可以相互校勘。在参以《大观》《政和》相关内容之后，笔者发现对于恢复“陶隐居序”的原貌，能够取得一些文字上的突破。这些避讳字的使用情况，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以此为标准，从而推测其他敦煌文书中相关避讳字的使用规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考察唐初因避讳改字的情况。另外研究发现，《新修》在继承《集注》时，或宋人在继承《集注》《新修》时，都因避讳或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对原文进行了改动，这就提示人们：在校勘敦煌本草文书的异同之处时，不能仅以传世的《大观》《政和》，或更晚的《本草纲目》为据，就认为敦煌文书为误；在辑佚相关本草古籍时，也应有所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