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辉煌的文明之一。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治水与文明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与洪涝、干旱作斗争而不断前进的历史。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历史进程中，水利文明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治水活动不仅参与了中华物质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精神文明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蕴含着治水的成果。
　　壹。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自然界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更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中国陆上水资源有以下特点：一是江河湖泊众多，其中长江和黄河，不仅是亚洲两条最长的河流，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巨川。中国天然湖泊也很多，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洪泽湖等，都是闻名全国的大湖。二是水资源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大。由于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河川水量丰、枯相差悬殊。汛期和丰水年水量大，且来水集中，容易泛滥成灾；枯水季节和少雨年份水量不足，常常出现供水紧张的局面。因而，兴修水利、调节水量、防洪抗旱便成为合理开发利用河川水资源的根本措施。三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由于降水量地区分布的不均匀，带来地表、地下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由东南部沿海向西北部内陆逐渐减少。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处在大江大河流域，其四大源流是指尼罗河文明（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古巴比伦）、印度河文明（古印度）、黄河文明（古中国）。顾名思义，它们都是江河孕育的人类古文明。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了治水的能力或者说制河权。所谓制河权，一是指控制河流、治理河流的能力；二是指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否则，虽有河流，也不可能产生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平衡。汤氏还认为，环境的挑战产生了文明，不同环境的挑战产生不同的文明。
　　诚如汤氏所言，自然的缺陷往往会激发人的精神和斗志，从而能克服这种缺陷所造成的影响。如古代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干旱气候的挑战，古埃及人对干旱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通过利用尼罗河水的泛滥引洪灌溉，才在洪泛平原上构筑起文明的基石。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尤其是洪涝和干旱的挑战。正如一位叫米勒的英国学者所指出的，干旱和季风这种不祥的事，“迫使人们产生发展灌溉这样一种有益的动机，随之而来的，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策源地位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这里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如旧石器时期的“蓝田文化”、“河套文化”，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区域还是各代王朝都城所在地。所以，黄土高原便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这里既有松软肥沃的土壤，可以利用石铲、蚌锄、木耒、骨镰等简陋的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同时因濒临江河，又有引取河水灌溉之便。然而，这里也面临着两大不利因素：一是黄河流域降雨集中，将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挟裹下来，流到太行山以东，游下来的泥沙逐渐沉淀，许多地方的河床高于平原，一遇大水，常常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历史上有记载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到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口的千百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多次；二是平原地区坡降小，排水不畅，尤其是黄河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沼泽沮洳多，地下水位高，内涝盐碱相当严重。因此，洪旱盐碱等灾害对华夏民族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驾驭江河，过上稳定的农耕安居生活，传说自尧舜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便开展了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治水平土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累世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为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贰。
　　中国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有关大洪水的记载史不绝书。因此，防洪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治水活动之一。远古时期，先民们择丘陵而处，躲避江河洪水泛滥，以逃避作为防洪的手段。进入农耕社会后，由于适宜耕作的地区多处在河谷低地，洪水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很大，与洪水作斗争，成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就不能产生中国特色的农业——治水文化特征。如果除开石器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载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开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中华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对水的依赖直接导致了治水平土活动在华夏大地上大规模的展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种以治水平土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无疑会强烈地反映到人类自身，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类本身的发展、人的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构成等产生巨大的影响，留下深深的文化印痕。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当始于奴隶制社会的开端，而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正好形成于大禹治水之后，这是许多学者都十分关心并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问题。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与治水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肖萐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奴隶制之所以早在四千多年前确立，比希腊、罗马及其他民族奴隶制早熟的原因是治水。该书指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按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胜利果实。这样，就把原来维护灌溉的共同利益的机构，演变成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这就是由于治水斗争而促成我国奴隶制早熟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为了维护氏族生存和发展而建立的治水组织机构，是后来演变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识和行动，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治理大河洪水是许多部落共同的利益，因而促进了较大范围的部落联合。“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禹在治水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民族为中心，包括周围各兄弟民族的一个庞大联合体。而在这个联合体中被公推为领袖的大禹，在组织各部落共同的治水活动中，逐渐提高了声望，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甚至凌驾于氏族首领之上。可见，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王权的产生，为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在长期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凌驾于各氏族部落之上的组织机构，很容易演化成奴隶制的国家机器。正如周魁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禹治水的过程中形成的制约各氏族部落的领导机构，当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前身，因而，治水本身也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在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促进的作用。
　　许多史书记载，大禹在治水胜利后将天下“划为九州”。如《山海经·海内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淮南子·修务训》也说：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里所说的州、国，显然与原始公社的氏族部落不同，当时已具有诸侯国的性质。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已扩大到足以突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部落界限，向着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迈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氏族制度推进到最发达的阶段，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为其子——启开创奴隶制国家打开了通道，并为君主制代替民主制、权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叁。
　　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历史也昭示出，治水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与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息息相关。水运系国运，水运兴，则国运昌。
　　在中国古代，兴水利主要体现在防洪和农田灌溉体系的建设上。为了解决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受到水往低处流运动规律的启发，发明了排洪和引水灌溉系统，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中华民族的治水活动，除了防洪与灌溉之外，开凿人工运河以沟通封建王朝的都城或诸侯割据势力的据点与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或地区政权致力的要务。
　　水能给人类带来舟楫之便，利用天然河道航行，始于远古。春秋后期，始有人工运河的开凿。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开通的人工运河是位于江淮间的邗沟，它是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以运送粮食、军队为主要目的而开的。战国时期鸿沟的开凿，沟通了淮河和黄河。此后，秦代开挖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汉代，汉武帝为了使黄河下游地区的谷物贡赋顺利运至京都长安，开凿一条连接长安与黄河的300余里人工运道——漕渠，这条人工运河一直延续使用到唐代，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东汉以洛阳为都，光武帝则修建了沟通洛水与黄河的阳渠，从而实现了洛阳与中原之间的水运交通。东汉末年，曹操向北用兵，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海、滦河流域。
　　隋朝统一全国后，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出发，倾全国之力，大力开凿运河，并最终开成了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在一个水运网中。短命的隋朝灭亡之后，南北大运河成为唐、宋以及五代各王朝都城的生命线。“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东南之粟。”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河政荒废，以致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交通上讲，关中、河洛地区已丧失了控扼天下的地位。北宋之所以将京师东移至开封（时称汴梁），主要原因是开封靠近运河干道，都城附近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渠和金水河等，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后来开封的衰败，亦主要是运河淤塞颓废所致。
　　宋室南渡后，南宋朝廷偏安东南一隅，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大力经营临安一带的水利，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繁荣，成为南宋小朝廷的有力支撑，但终未挡住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元代定都北京后，朝廷在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从而使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联接起来。依赖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等地的钱粮物资运到京师，才使元明清各代的政治中心北京得以巩固和发展。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隋代以后，大运河不仅发挥了漕运的功能，而且成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两大区域连接的纽带。二是大运河作为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相沟通的交通大动脉，对打破地区、民族间封闭的壁垒，开阔人们的视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特别是文化认同感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促进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运河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肆。
　　水旱灾害的频繁出现，使中华民族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反复的较量和抗争，长期的治水斗争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累世不绝的水旱灾害，锤炼了中国人民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
　　第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人力补天之不足的奋斗精神和人定胜天的信念。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历尽了无穷的磨难，但就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奋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顽强地繁衍生息，并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第二，天下为公、无私奉献的品格。在治水活动中，大禹、李冰等治水英雄，以天下苍生为念，以为民造福为己任，不辞劳苦，历尽艰辛，表现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这种精神一直为中华民族推崇。无数中华儿女都在国家危难、人民倒悬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前赴后继，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第三，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和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同时还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为了除水患、兴水利，必须加强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万众一心，团结治水；必须顾全大局，从整体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处理治水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必要时甚至要牺牲局部利益保证全局利益。久而久之，这种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便深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未雨绸缪、凡事做长远打算的思维方式。治水活动具有难度大、历时长、投入多等特点，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提早筹划，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古训。因此，对治水以外的其他较重要的事情，中国人也要提前筹划、精心准备，力求万无一失。
　　第五，人格重于事功，不以成败论英雄。鲧治水虽然失败被杀，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的死是悲壮的，鲧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治水活动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人们意识到，许多事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不一定就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既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只要尽人事之力，就心安理得，不会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
　　第六，大统一的思想观念。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大统一观念是最为强烈的，这与治水活动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对于大范围的水旱灾害，单凭少数人的力量或局部治理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必须进行统一的规划，并协调各方共同行动，这就需要具有统一的治水意识。这种在治水中形成的统一意识，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下一统、天下大同的观念。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中国一直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书同文、车同轨、四海一。尽管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的战乱和暂时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不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满人主政中原都是如此。与统一意识孪生的还有中央集权的意识。因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政府的权威进行组织，由此形成的中央集权意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深入到政治、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历代最高统治者无不大权独揽，而老百姓往往并不反对独裁，只是希望统治者是“明君”、“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