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新机制,为社会公众超越时空间限制参与公共事务商讨提供了新的平台,有力证明了传媒、话语空间与公共性之间重要的三角关系。传媒中介的中国足球"全民大讨论"是否基于公共性开展,其过程和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成型和发育成熟,这对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具有"试验田"的意义。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文本分析法,在对各类媒介形态所呈现的中国足球话语文本资料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依托哈贝马斯的"?ffentlichkeit"理念对公共空间的界定与描述,从公共性的公开开放("谁在说",关涉到话语主体)、公开透明("说什么",关涉到话语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公共利益("为什么说",是否公共事务议题)三个维度考量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与形成态势。研究结果:(1)公开开放维度的构建(1)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渐渐进入中国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网络新媒介开始成为有效渠道和中介,人人触手可及的开放性,公众开始渐渐地以不可或缺的话语主体身份参与到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中。尤其是21世纪近10年以来,基于互联网WAP技术支持下的手机自媒体平台,更是彰显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特征,为社会公众参与构建公开开放的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奠定了现实基础。(2)出于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敏感度,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也为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性人物参与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提供渠道。(3)大众传媒没有设置"非足球专业人士"的身份和知识结构"门禁",真正地将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为多元化、开放的"全民论坛"。(2)公开透明维度的构建与变迁多元话语主体之间有关中国足球的话语商讨是艰难而又渐进地公开透明:(1)曾经遭遇意识形态局限:对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话语讨论曾涉及到"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局限,直到1992年才扫清了"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局限。(2)还曾经遭遇对"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认知局限: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在最初阶段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对于职业足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理解和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界对"足球职业化改革"议题的话语商讨深度。(3)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黄金时期(1994-1996)"还曾经遭遇到议程设置的认知局限:该时期传媒只是把足球职业化改革初期最成功与光鲜的一面呈现给全社会,在这种议程设置的引导下构建了一个盲目乐观自信的话语空间,话语主体很难冷静下来对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核心议题进行深度审视和反思,导致对"足球职业化改革"议题的认知局限性。(4)局限性议题的渐进突破和顽固存在:自1997年、1998年开始,全社会各界主体才开始意识到自身对职业足球的认知局限,并积极地改变其原先议程设置,开始由表及里地逐渐触及"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核心议题,逐渐引导全社会各界公众重新审视和深度探讨核心议题,但是,这种突破是渐进而艰难的,在"突破"与"顽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始终无法彻底突破"职业化改革"局限性议题。(5)局限性议题的彻底突围:直到2009年司法介入中国足坛"反赌扫黑"风暴,在传媒向全社会公开播放的话语和动态影像下,突破与顽存之间的张力不复存在,彻底从局限性议题中突围,使得足球运动成为了中国话语透明度最高的体育项目。(3)"公共利益"维度的构建"从小足球看大社会"的视野高度来审视,中国足球议题所蕴含的社会改革与经济体制转型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足球专业领域所能够诠释的范畴,而成为了一个能够体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议题,所映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改革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共性社会问题,舆论共鸣其实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心,乃至成为全民"出气筒"和"减压阈"。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十三五"的关口颁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再次选择中国足球作为全国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涉水"先锋"和攻坚"试验田",因此,有关"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话语空间建构,已经上升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公共事务议题,期望中国足球改革再次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化改革提供启发。研究结论:在传媒机制的中介下,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逐渐构建成型并良性发育:(1)来自社会各界的多元话语主体参与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从"公开开放"这一维度促进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成型并良性发育。(2)有关中国足球的话语商讨从局限性议题中渐进而又艰难的突围,成为话语透明度最高的体育运动项目,从"公开透明"这一维度促进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成型并良性发育。(3)有关中国足球的话语商讨上升到关涉社会公共事务议题的高度,遵循并践行了公共利益,从"公共利益"这一维度激发中国足球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成型并良性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