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辽东太子河上游新宾太子城和衫松山城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推而广之，在辽东青铜时代考古和高句丽考古中应具有普遍意义。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聚落形态文化载体的辽东各类山城，无论是近年越来越多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貊系”的“石垣聚落”，还是高旬丽早期山城，一般都具有较长的建筑过程和使用周期。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所以很难从建筑形式和材料（如石材）上，在短期内细分其时代差别。相对而言，墓葬的形制结构以及葬具和随葬品，则具有考古学断代的相对准确性。如近年发掘的沈阳市石台子山城以北1.5公里的柳沟高句丽墓群和抚顺高尔山下的施家墓地，以及太子河下游的辽阳燕州城周围墓地，其年代都在与山城一致的高句丽中、晚期（以晚期为主）。而辽东“两江”、“两河”上游的高句丽早期山城的分布区，正是同一区系青铜时代大石盖墓的集中分布区。这种现象如上述已经指出的，远离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的浑河以北及千山以南，在先秦时代并不是辽东貊族的中心区，自然也不是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只有在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辽东貊族部落时代的“石垣聚邑”，应是其继承者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直接来源。今后在深入探索辽东“貊系”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问题时，应当加倍关注以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区域的青铜文化与高句丽早期文化的演变关系。并在辽东（含鸭绿江两岸）青铜时代的貊系“石垣聚落”形态的文化内涵，与早期高句丽山城的演变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