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以概念思维讨论有无辩证关系,直接促成了本体论思维的形成,突破了两汉宇宙生成论的经验性思维模式,提升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同时,魏晋玄学提出和讨论的诸如本末、体用、动静、名教与自然等一些哲学范畴也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涵。但是,由于受经验性思维的制约,魏晋玄学没有发展出一个由有无概念为中心,通过纯粹概念的推论建立的逻辑体系。在“体用如一”解决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的架构下,魏晋玄学以有无为中心而衍生的本末、体用、动静、名教与自然等哲学范畴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推论,复归于中国古代哲学二元结构的辩证思维模式,最终是以直观化解矛盾,以境界取代认识。在鸠摩罗什系统介绍大乘空宗中观学派之前,般若学“六家七宗”仍然是在魏晋玄学本体论思维之下,采用二元结构的辩证模式辨析色空,以玄释佛。《中论》是反映中观学派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的重要典籍,其根本宗旨是以二谛相即的中道观来洞彻诸法缘起性空。虽然《中论》最终是摒弃人类任何理性诉求,以般若智慧直观中道实相,但《中论》以其彻底的否定式思维,用严格的概念推理,以概念反概念、以逻辑反逻辑,通过思维的训练来一步步逼显出诸法性空而当体明空的过程,却体现出《中论》蕴含的理性的力量,具体反映在对“八不中道”论证和在“八不中道”论证基础上对“四句否定”的运用之中。其中,《中论》以概念自我否定为逻辑起点展开的对“八不中道”的论证,具有概念辩证思维的典型特征。通过对概念“生”的否定“不生”为逻辑起点,由“生”与“不生”的矛盾出发,以概念的相待性破斥因果关系进而破除对常断、一异、去来的边见,《中论》推导出“生灭”、“一异”、“常断”、“去来”范畴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形成了与中国古代哲学二元结构的辩证思维模式不同的多维二元结构的辩证思维模式。僧肇的思想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肇论》四篇集中体现了僧肇的佛学思维方式。《肇论》四篇在整体上运用了《中论》四句否定的论证形式,但是却不自觉的放弃了“八不中道”的论证过程和对四句否定判断形式的考察。《肇论》中严格纯粹运用概念的相待性破斥概念的自性的论法并不多见,其运用概念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制造的悖论透露出庄子相对主义的论证色彩。从辩证思维方法论角度考察僧肇的思维方式,本文认为,首先,僧肇深解般若空义是基于对缘起性空的准确把握,但《中论》是以概念辩证思维通过对“八不中道”的论证来彻底否定任何思维而直观缘起性空,而僧肇则以缘起性空为直言判断对任何执有自性的观念进行破斥;当僧肇将《中论》论证的结果作为判断的标准时,一方面,僧肇也就将《中论》彻底否定式的思维方式转变为演绎式、肯定式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直言判断本身就内在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这也显示了传统儒家思维习惯对僧肇的影响。其次,僧肇直接把四句否定作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任何矛盾而没有对四句否定的判断形式进行考察,虽然僧肇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决玄佛合流的有无之辨,但是一旦失去对方法论本身作理性考察这一过程,方法论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技术,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种既定的思维模式下迎刃而解,那么,这种方法论不但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动力,甚至可能成为束缚思维自身的惰性。第三,正是由于缺乏在纯粹概念的思辨基础上对四句否定判断形式的考察,僧肇取消了对即体即用的否定,加上经验性思维和实体观念的影响,僧肇即体即用思维模式回到了魏晋玄学“体用如一”的架构下,在肯定“心”的前提下展开对精神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