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博士论文试图调查国内因素在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和作用。它旨在为政府形式或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为何未影响巴基斯坦对华政策寻找答案。本研究采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角度,通过研究国内变量如何介入独立变量和因变量来寻找研究难题的答案。使用Schweller(2004)和Taliaferro(2006)提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模型,本研究假设印度威胁为自变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支持国家主义,精英共识为中介变量,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行为为因变量。该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方法新颖,并将通过对巴中关系的案例研究,为外交政策内部决定因素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理论上,这项研究将通过提供具体的案例视角来增加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以案例研究方法使用过程追踪研究问题。在理论知识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帮助下,本文追踪了 1972年到2017年的国内决定因素对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数据。数据收集的采用了一手和二手数据。一手数据是通过电子邮件与十位学术界精英:学者、教授和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专家进行深入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而得到。来自可用的政府记录,官方数据,统计报告以及政治精英人士回忆录的数据也被用作数据源。二手数据广泛地从研究文章、书籍、智库报告、论文、政治杂志、报纸和真实的网络资源中提取.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外部印度威胁的存在导致巴基斯坦精英达成共识,即在1971年巴基斯坦分裂后,为应对印度的威胁,内部和外部平衡战略成为一种需要。为了内部平衡精英们引入了一种双向战略: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思想的输入,作为一种联系媒介,联系分散的巴基斯坦国家;以及引入国家主义,旨在让分裂的巴基斯坦国家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维系彼此并继续关注于与长久以来的最大的敌人-印度进行的斗争,并将印度视为最大的生存威胁。国家注入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为促进统治阶级提取国家资源并通过仿效将这些资源调动到防务需求奠定了内部平衡的基础。精英阶层之间的共识是他们制定、实施和操控旨在实现同质化和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情绪的交汇点。精英们一致认为,应当选择中国而非美国、沙特阿拉伯或苏联/俄罗斯等其他可能来发挥平衡者以实现对抗印度威胁的作用。选择中国是基于其可以帮助巴基斯坦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战略的考虑。在国内,中国协助巴基斯坦提取后者的国内资源,建设喀喇昆仑公路(KKH),在塔克西拉建立重工业,建立核电站和引入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在国外,中国协助巴基斯坦效仿核技术,导弹防御系统,空军能力和常规武器。这种来自中国内部和外部平衡的综合援助帮助巴基斯坦寻求适当的平衡。这项研究发现,鉴于印度的威胁,精英共识一直是维系强大的中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1971年以后。它当前仍然并将继续保持决定性因素的地位,通过军事精英占据统治地位以推动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尽管在其他政策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民间和军事精英之间就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达成了重大共识。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分裂期后建立与中国的紧密关系的主要荣誉归功于民间精英。在Z.A.布托的任期内,几乎所有精英阶层都赞成在分裂时期后恢复巴中关系。在齐亚将军的军事专政下,军队尊崇宗教精英和土地主精英,并继续与中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在民主统治下的后扎齐亚时期,尽管在其他国内外政策领域发生民间与军事精英阶级的意见分离,但也对巴基斯坦的中国政策达成了共识。但穆罕默德将军时代,尽管在对巴基斯坦反恐战争(WoT)上的立场存在巨大差异,民间和军事精英对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仍保持着同样的意见共识。2008年PPP和2013年的PML-N统治下的民间政府遵循了同样的政策。然而,最近在军队和民间精英的支持下,更多的具体的、长期的地缘经济政策已经通过CPEC被广泛认为是改变经济规律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双赢策略。通过CPEC作为实现内部平衡的方式,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大量增长,并将自动为巴基斯坦在印度的威胁方面采取行动。在持续发生的全球和地区政治事件,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强硬立场,日益增长的印美和印-伊关系以及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中国以CPEC形式在巴基斯坦持有的大量利益背景下,本次研究提出四项预测:第一,尽管在其他内部和外部政策事务上存在巨大分歧,巴基斯坦民间和军方精英将继续就中巴关系达成共识。其次,军方将继续在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行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印度仍应被视为对巴基斯坦的存在性威胁和主要外交政策的挑战。最后,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将继续发挥各自的作用,帮助巴基斯坦解决缺乏团结融合,聚集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通过精英共识以及国家注入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与支配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印度因素结合,巴基斯坦的主要目标将是为国内资源开发铺平道路,这将使其能够模仿可用的优质技术并最终为实现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需要与中国建立牢固关系的持续性。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行为社会意识形态模型,旨在表明对于面临生存威胁的分裂的国家来说,精英阶层和民间精英阶层之间的精英共识,在军队拥有无论民主或非民主政府下政策制定的优先决定权的条件下,是决定国内外事务的一项重要因素。这些国家的政策精英开始采取内部和外部的平衡策略来对付存在的威胁。这种精英共识引导国家引入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旨在促成基于宗教,种族和语言而分为不同归属的人口之间的同质性和一体化,并将敌对国家描绘为一种存在的威胁。通过引入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统治阶级实际上通过国内资源开发为实现内部平衡铺平了道路,从而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模仿和学习实现自我发展。对于通过资源开发和模仿学习实现内部平衡的国家,需要另一个技术优越、愿意协助并且功能足够强大的另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协助。与该国家建立强有力的友好关系成为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