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司法部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草案)》,其中第2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主要包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该《草案》指出,社区矫正工作采用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的原则,并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教育帮扶制度,即司法机关欲通过对社矫人员的有效教育帮扶,以达到降低其人身危险性的目的。人身危险性是法学界与心理学界研究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术语,可以说,凡是研究量刑与行刑领域的论著,无不与人身危险性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学界上有初犯可能说、再犯可能说及初犯与再犯统一说等观点,本研究基于刑罚执行的视角,将人身危险性界定为行为人违反相关监督管理规定或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一般而言,社矫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其在社区服刑时违反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或再次实施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对于所居住社区的危害也就越大,直接影响着社会矫正立法的实施效果。为此,本文基于社矫人员人身危险性之影响机制的视角,通过考察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与自尊等因素对于社矫人员人身危险性的影响作用,以从一个侧面探求社区矫正的教育帮扶路径,力求一种"片面而深刻"的矫正认识,为《草案》提供理论与立法上的支撑。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372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调查,探究相对剥夺感与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的关系,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相对剥夺感正向预测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2))消极应对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自尊在消极应对方式对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的影响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低自尊水平下,消极应对方式能显著地正向预测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而在高自尊水平下,消极应对方式对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