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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会典馆奏议》具有独特的档案史料价值。它弥补了其它史料的重大缺憾。会典馆总裁在遵照乾隆帝的谕旨精神，进呈第一卷稿本时，确定这样的原则，各衙门事例系雍正五年以前，已入旧会典者，必究其现在遵行，雍正五年以后未入旧会典着及五年前已经定制为旧会典遗漏者，皆查其实有确据，标举纲领，分附条目。(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奏)同时，它明确了会典与各部则例之间的关系。在会典馆总裁上奏修书义例三条中，会典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至各衙门事例，有递损递益不可为典要者，远则三五年，近或一二年，必当变通。若尺寸不遗，一概登载，诚恐刊行未编，更制已多，必有如圣谕所云，记载非实，一经指摘，不觉爽然者，国家大经大法守之官司，布之朝野，百年以来几经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