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也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而多元文化能否顺利融合在于不同文化之间能否明确分工.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拥有自身不同的逻辑,能解决不同的问题,可能分别在政治、经济、身份认同上发挥不同的作用.如果不同文化能够在各自的时空与场景中发挥不同的功能,那么文化冲突就可能避免,而一旦一种文化侵入另一种文化的逻辑,就会引发文化冲突和社会混乱.基于此从中国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文化输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也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而多元文化能否顺利融合在于不同文化之间能否明确分工.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拥有自身不同的逻辑,能解决不同的问题,可能分别在政治、经济、身份认同上发挥不同的作用.如果不同文化能够在各自的时空与场景中发挥不同的功能,那么文化冲突就可能避免,而一旦一种文化侵入另一种文化的逻辑,就会引发文化冲突和社会混乱.基于此从中国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文化输入佛教传播与西学东渐为例,试图构建文化功能分区的理论.
其他文献
人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文化领域的议题始终处于学者关切的视域中心.本文以冷战期间鲜明的文化立场冲突为研究对象,考察文化战实践的路径、机制、效用,以及试图讨论文化冲突在后冷战时代所持续引发的文化震颤和影响.本文中考察的冷战期间文化立场受到政治因素的塑造和呈现,文化冲突穿梭于社会环境的多个场景,在特定情境下形成一种文化霸权意识的形态,以攻击性、防卫性以及重塑性构建起以文化为
美国学者对于抗争传播的研究显示,主流媒体扮演着社会管控机制(agents of social control)的角色,以维持现状(status quos).新闻媒体普遍采用特定的报道框架以边缘化本国的抗争事件,这一现象被特征化为“抗争范式”(protest paradigm).随着媒介环境的发展以及抗争诉求的多样化,抗争事件的媒体表征越来越具复杂性.新闻报道的“抗争范式”及抗争事件本身都被作为变量
在从“单极时刻”到“单极时代”的演进过程中,美国对挑战国的“话语约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网络空间的霸权护持亦复如此.金砖国家要成为“善意的网络大国”来促成国家崛起,也要依循非物理对抗形式的“话语制衡”来实现:金砖国家间实现话语和政策统一,进行“内部制衡”;协调“一带一路”国家,组成话语和政策联盟,进行“外部制衡”;以传媒外交影响全球公民社会来消解美国网络话语霸权、分化西方政策联盟,进行“消极制衡
冷战时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中国与苏联的文化关系演绎着国家文化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关系的变迁.本文以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对建国初期的中苏文化关系作了探讨,对1956-1966年的《中苏文化合作协定》与执行计划做了历史考察,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与计划构筑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表征,演绎了中苏国家文化安全性质的变迁.对媒介议程设置的争夺(互换展览)显示了传播媒介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作
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日报》为个案,紧密结合实例,对杨效农的国际传播思想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建构做简要梳理.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西北地区的中共党政机关报,《晋绥日报》对晋绥边区的五百万人民群众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创刊至终刊仅有十年时间,但作为党的喉舌与新闻的载体,《晋绥日报》深入践行着群众路线,不仅向晋绥边区群众宣传本地区的各种时事动态,也传递着全球范围中的重要事件.在我国党报史上,《晋绥日报》具
文章以央视国际中文频道的《中华医药》节目为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在新世界主义视角之下健康养生节目如何成为传递中华文化的新载体.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也日益全球化,跨国文化传播和世界信息的流动为传承中华文化和带来了危机和挑战,也为优质传统文化的输出传播带来新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新世界主义的提出不仅承接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也为采用更加柔软的文化传播策略提供了新思路,与此同时国内诸多健康养生节目的出现让人们看
《新传播学》范式研究的“新”是相对于传统传播学来说的,它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形成的背景新,强调本土化;学理结构新,强调叠加型学理架构;传播思维新,强调多方位实现“内容为王”法则.本文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入手,简单分析了传播学本土化及其形成迟缓的原因、新传播学架构体系、形成过程以及新传播学学理特征,提出并分析了“叠加型学理架构”、“多重理论传播”、“三三相应理论”等新传播学理念.
新世界主义视域下的“和”文化全球传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和”文化的全球传播,而且对于中国话语的世界化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通过对新世界主义、“和”文化概念与内涵演化分析,探讨了两者的关系,提出了“和”文化全球传播的原则与路径.“和”文化的全球传播要在坚持世界主体性、传播多元性和层级结构性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建构新型的传播网络、转变传播的文化态度和优化传播层级结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传播学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大众传播学陷入了理论困境,社会化传播理论应运而生.在社会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中,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社会化传播,其次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则面临范式转换的问题.
尹连根教授最近撰文就《传播受体论》观点进行商榷,这恰好提供学术交流的契机.学术探讨主要看论点是否成立,关键指标是论据的力度和论证逻辑的严密程度.尹文与邵、姚文分歧在于两个核心论题:一是庄子思想与传播有没有关系(或庄子有没有传播思想)；二是庄子思想中有没有“接受主体性”(“接受主体性”是不是邵、姚文生造的概念)。首先,传播不等于传播学,学科边界更不能代替问题意识,因而“庄子没有传播思想”是一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