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内在禀赋和个人财富差异的代表性消费者理论中，本文研究发现生产率和时间偏好率同时决定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生产率和时间偏好是决定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共同因素。通过数值计算发现，本文的理论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所表现出来阶段性的特征，不仅为理论模式研究提供了支持，而且为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我国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意味着，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可能损害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制定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确立了技术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一种新的作用机制，这种机制并不要求技术的某种特别(如技能偏向型)属性。导致生产率增加的任何积极的技术冲击(包括体制改革导致激励机制的改变)将改变不同劳动个体的有效劳动供给决策，增加了经济中有效劳动的供给。有效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快了经济增长，同时改变了工资和利率水平，从而改变了收入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通过有效劳动供给变动这种机制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时间偏好率的下降，或消费耐心的增加，或高储蓄率确实能够增加有效劳动供给和加速经济增长。中国的高储蓄率确实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相对于其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来说，作用相对较小。本文的数值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储蓄率的增加却有利于减少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我国资本大量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增加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而我国工资水平相对缺乏弹性，所以投资的增加能够缩小劳动收入的不平等。除了本文揭示的生产率和时间偏好因素外，偏向技能型的技术进步通过强化技能劳动供给约束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经济的增长。前者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的研究，而后者是在经济转型模式下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转型模式更符合其发展的特征，是一种更合适的研究模型。这也是本文所存在的缺陷之一，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基于本文模式的数值计算确实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