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的要旨是观察植物、而研究人。在分析邾国故城2015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大遗存时,我们试图立足城市视野来解释人与植物的互动关系。此时,植物的食用性不再是人类唯一或首要目的,而是将改善居住环境和观赏等文化和审美活动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人类有意识地区隔景观、选择植物,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景观不断丰富的动因之一。在邾城已鉴定的24科植物中,小麦、粟、黍、大豆等谷物占据了最大的数目,非农作物数量较少但种类较丰富。基于以上植物遗存特点,我们辨析了杂草所反映的农田生境和观赏植物所反映的城市生境,重点则是通过对植物习性的了解复原城市人文景观。而在这座有着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城市遗址内部,一块与官署活动有密切相关性的区域,其植物遗存更具有特点。在城市化的复杂进程中,如邾国故城一般的东周两汉城市面貌发生巨变,而社会转型所带动的,已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器物的进步。植物现象或波动或稳定或变革,揭示了人与植物互动行为的变化其实源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宏观背景。在方法论上,我们尝试将密度的时空分析应用于植物遗存研究中,以构筑居民与植物之间、发掘区与整个遗址的相关性。此外,"谷物杂草比"提供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通过邾城与各时期大型聚落或中心城址的对比,我们发现了规律:谷物和杂草比值的高低与遗址规模大小成反比。因而仅以该指标而言,在一个统一文化区内,居住区相较行政、作坊、祭祀等区域要高,继而由于人类更有计划性的管理行为,等级高的聚落或特殊功能鲜明的城址整体高于一般农业聚落或乡村。而基于植物考古的农业和饮食研究具有显著优势,植物大遗存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最直观的谷物资料。宏观上,邾城谷物结构基本保持着稳固的姿态,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内部发生着优劣变化,比如粟麦的角力,大豆的起伏,小豆的转变,水稻近乎于消失等表现。微观上,小麦在东周至西汉保持的优势地位是最重要的发现,它可能说明了"古代小麦革命"的某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综合其他考古材料和文献典籍,才可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植物考古面对的农业和饮食问题。对谷物结构、"粟麦格局"的观察和描述还不够全面,变化的历程及其原因的解析还不够充分和深入。我们试图通过景观的概念来构建城市植物考古的阐释模式,但仅依靠邾国故城这一座城址的一处小发掘区,并不能一一说明除开遗址本身之外的太多问题。我们仅能粗浅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假设,更多结果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