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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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河印章”的读识,首先应该从了解“印度美术”开始,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是1927年出版的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K.Gomamswamy)的《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然而,我国现阶段对“印度美术”的研究,可参考资料十分匮乏.真正这种研究在“世界美术研究”领域有燎原之势的,大体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余年,有这么一个研究群体,陆陆续续出版了十多本有关“印度美术”的译著和专著,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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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河印章”的读识,首先应该从了解“印度美术”开始,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是1927年出版的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K.Gomamswamy)的《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然而,我国现阶段对“印度美术”的研究,可参考资料十分匮乏.真正这种研究在“世界美术研究”领域有燎原之势的,大体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余年,有这么一个研究群体,陆陆续续出版了十多本有关“印度美术”的译著和专著,遗憾的是它们相互转载,殊有新意.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然,统而视之,由于大家研究的方法均胎始于对外国史料、文献译著的利用,所以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文献中所用名称的翻译不同,所译版本的不同,使本来就对“印度美术”存有“管窥”之势的现状,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极易造成读识的混淆,而且,国际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比如,“Harappa”,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重要的“震撼的美术”丛书之一的《璀璨的宝石——印度美术》,作者将其识为“哈拉巴”;而我国“印度美术研究”奠基人、中央美术学院常任侠前辈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则识为“哈拉帕”;日本新关钦哉的《东西印章史》也称“哈拉帕”.再比如,“Mohenjo-daro”有译成“摩亨佐-达罗”,有识成“摩亨约·达罗”、“摩亨觉·达罗”等等.
其他文献
当前对世界不同地域的印章的研究,多使用文化比较法,认为有两大体系:以图形为主的西方印系、以文字为主的东方印系,进而再探讨两者的源与流.事实上这种美术比较分类多基于图像志的描述、分析,文字印章好像被排除在外.本文把世界印章视为整体美术,尝试将“空间”的概念提升到图像学的位置上来.图形、文字都寄托在有形状、有尺寸的“印材”上,在“物”的空间建构自洽的艺术,图形印、文字印都可在“空间”中彰示自己,避开图
战国时期的古玺中有一些拼合式的玺印材料,即一枚玺印被分割成几部分,使用时进行拼合.本文归纳了有关实例与以往对于这一类玺印的看法,深入讨论了它的产生原因,以及它与“符”“契”“符节”“虎符”之间的关系.确定其为楚国特有的官方玺印.并推导出它对以后兴起的田字格印等官私玺印的影响.这种分割印面的做法在汉代以下仍有沿袭,成为艺术治印中的特有形制.
先秦的官、私玺印,自1981年罗福颐先生等辑录《古玺文编》《古玺汇编》二书刊行以来,海内外学者就文字考释发表了许多极为珍贵且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古玺研究的领域与方式深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北)于1978年曾委托王北岳先生针对馆藏出土物及沈次量先生旧藏所捐刊行《历史博物馆藏印选辑》,受限于当年的时空环境,其中部分玺文作为未能辨识的文字,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学者于博论中曾发表部分闳论,但其
此文讨论了战国时齐国古玺印中的几枚“田官”印,认为“(毒)”是“佃”字的异体,“(鸡)”是“逸”字异文,读为“右甸浼(逸)车羽工鉨”,“羽工”则兼有“羽人”之职,负责车饰及旌旗之属.其次认为“王甸嵴鉨”与“右甸淆”中的“(囵)”字从土脊声、隶定作“塉”;“(豳)”字从水脊声,可隶定作“(塉)”.“王甸塉鉨”读“王田册鉨”,“右甸(塉)”读“右田册”,都是负责“田册”“田籍”的职官.最后考释“左敷(
本文从齐系公玺的分类、齐系公玺的常见形制、齐系姓名私玺三个方面论证齐系鈢印的形制分类.成语玺属于私用,因内容特殊,故单列.单字玺因公私玺印、成语玺兼备,亦单列.封泥文字,图像玺,瓦当,陶器印迹,因其载体不同,表现的内容有别,制作的方式也不同,亦单节论述,以求翔实.异形印、特殊钮式、特殊布白方式、齐系玺印的文字特点则是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当重点论述,以期显现齐系玺印的艺术风格.
《三晋文字编》附录第260栏收录“(毒)”(《玺汇》0356)字,附录第369栏收录“(芽)”(《珍战》80)、“(余)”(《集粹》113)二字;附录第412栏收录“(牵)”(《珍古》193)、“(嗣)”(《图录》5.26.4)二字;附录第332栏收录“{”(《玺汇》3458),皆作为未识字,于“亥”字栏下录有“(雨)”(《玺汇》3468).另外,《燕文字编》附录栏085、086分别收录“(岭)”
古代道教的用印观念与印文样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汉末至隋唐以前的“凡篆时期”;二是隋唐以降的“天篆时期”.汉末至隋唐以前,道教法印印文样式、用印观念多受到官印印文样式与官印制度影响,其风格与秦汉世俗官私印章类似,是道教法印印文的“凡篆时期”;从6世纪前后开始,道教法印的材质、印文样式、法印形制、用印观念等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嬗变,尤其是印文样式,逐渐从“凡篆式”演变至“天篆式”,6世纪以降可以
经详细考察,传抄古文印章始见于唐而非宋,兴盛于宋,元代已不多见.它是中国篆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面清理唐宋元时期的传抄古文印章,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传抄古文印章的发展和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考察,有助于对印学史的研究.传抄古文的兴起与当时文人对印章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密不可分.
“永昌大元帅印”金印,2016年惊现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处,自公布以来,引起历史、考古业界,网络、媒体和社会的热议关注.这方金印几经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文物归属上属涉案文物,不是出水文物.经过与张献忠大西农民政权所颁官印比较,参照相关文献记载,金印的主人不应是张献忠,2017年以来考古发掘出水文物亦不支持永昌大元帅金印的主人是张献忠的观点,而带“西王”“大西大顺”文字的文物则直指张献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印章以滚筒形制闻名于世,从它的出现到结束整整延续了近三千年,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神祗题材滚印是其中比较重要和比较受欢迎的主题.本文首先概述了美索不迭米亚地区滚印的起源、印文以及功能;第二部分简述了不同时期平印和滚印的形制和材料;第三部分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神祗体系的起源及发展演变的梳理和研究,对神祗题材滚印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讨论神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