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来，考据之风日盛，至乾嘉时期蔚为显学，凡不通考据、擅言义理者，无不见屏于主流学术之外，宋明理学发展至此，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然而考据蓬勃发展之际，却也渐渐产生脱离现实的流弊，其以文字、声韵、训诂、典章制度为掌握圣学的唯一途径，以及对欲的高度肯定，亦激起了部分学者对仁义道德废之不讲的恐慌。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出，更是正式宣告汉、宋两家各成门户，否定了宋学的学术地位。方东树身为素习宋学之桐城学者，不忍宋学受此「污名」乃着《汉学商兑》，为宋学正名，并对汉学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历来对《汉学商兑》的研究，或自汉学立场，视《汉学商兑》为宋学末流无力的挣扎；或自学术史立场，反思汉学发展之下所产生的种种流弊，皆不外乎此二种面向。然而，对于方东树本身的学术思想、，却未见深入探究。身为宋学学者，方东树对宋明理学的义理当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面对考据学排山倒海而来的强力冲击，方东树在回应之余，其理学思想是否也因此受到影响？本文拟以《汉学商兑》为中心，透过方东树对汉学的反驳，尝试一窥在考据学的冲击下，清代中晚期的理学是否有所改变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