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杂剧作品在其生前已产生影响。晚明至清代的杂剧作家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徐渭及其创作的艺术皈依和精神向往，还通过杂剧创作继承和发扬了徐渭杂剧抒愤写怀的叙事范式，这种范式构成了晚明至清杂剧的基本特征，并且具有整合杂剧文体，使之向诗骚传统靠拢的文化功能。 因徐渭及其《四声猿》的深远影响，明中叶后许多文人都以抒愤写怀的标准认识和从事杂剧创作。这些作品从选材到艺术表现都直接或间接体现出对《四声猿》的艺术接受与精神皈依，进一步强化和确立了中国古代杂剧抒愤写怀的人文传统。晚明至清代杂剧作家对徐渭《四声猿》的接受不仅是题材、意象上的，更主要的是心理、情感上的。 徐渭《四声猿》通过汪洋恣肆的情感宣泄表达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为“托体稍卑”的杂剧艺术确立了抒愤写怀的叙事范式，从而更真切地表达文人胸中那种“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这种叙事范式至少表现在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两个层面。 徐渭以“奇”与“畸”的特殊心理机制从事杂剧创作，也促成了他标新立异、刻意于艺术形式诸因素的艺术追求。他反对艺术的程式化，“有意同传统的笔法、构思、欣赏习惯背道而驰”,使他的杂剧作品真正成为“词场飞将”，达成了“狭巷短兵，杀人如草”的艺术效果。 徐渭在艺术体式上的这一系列探索使《四声猿》呈现出开放性的结构特色，与复调叙事构成内在与外在的对应，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从而构成杂剧抒愤写怀叙事范式的重要依托，以其典范性和实践意义影响了晚明和清代的杂剧创作，对于中国古代杂剧体制的转型以及文体性质的最终确立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