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和现代派构成台湾当代小说的两翼.在本土论畸形发展的文化语境中，现代派小说的艺术世界主义受到压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但另一种倾向也在悄悄形成，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肯认现代派小说的美学现代性.以往那种现代与乡土的二元对立观念以及现代派逃避现实政治的判断在今天逐渐遭到质疑.本文企图从一侧面管窥台湾现代派小说语言形式与美学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阐明现代派小说语言实践所隐藏的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身份政治.创新求变意识在台湾现代派小说那里与一种语言文字的自觉意识紧密结合为一体，强烈地体现为两种极端的语言实践:一方面是中文的极端纯化(纯洁化、纯粹化)创造，如李永平的中文乌托邦追求，王文兴自造文体的语言信仰；另一面是语言的杂化实践，如王祯和在《玫瑰玫瑰我爱你》(以下简称《玫瑰》)和《美人图》这些后期作品里表现出的语言杂交现象，而王文兴《背海的人》中的语言狂欢亦可看出杂化意识，一纯一杂，都走得极端，以至令人侧目，难以消受.两种语言实践的背后，却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本文论述了笔者以李永平和王祯和两个个案为例，分析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两种语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