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赞同一个前提，即：国家认同为国际媒体和国际交流研究构建了一个吸引人的主题。但是，这个赞同却以相反的方式呈现，是否国家认同阻碍了该学科有意义的分析和评论文化经验的能力？这是有关年轻媒体的问题，受众是如何以行动的方式参与到关于年轻媒体的全国性的具体的例子中来？在2008年，澳大利亚的青少年Corey Delaney宣传了他在网上举办的一个家庭聚会。超过500名宾客参加了这个聚会，导致了一场骚乱。Delaney拒绝为他的行为道歉时，他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并且显然引起全球对于青少年变得如此疯狂的焦虑。这个年轻的墨尔本人并没有受到严惩，反而迅速地从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变成一个名人，并且定期参加澳大利亚的大兄弟节目。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可能询问全球公众为什么对Delaney感兴趣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媒体和全球化的研究指出，把这件事情当成非同寻常的或是帝国主义的同样是很有问题的。这样的观点是以常识型的传播清晰度和对国民身份项目的媒体研究为前提的。在这个描述中，国家认同似乎要跳脱出传播学的范畴。正如len Ang不久前指出的那样，他假定国家形象某种程度上很自然地把学者们的注意力从两个焦点中转移开，即：霸权分析和多种身份的形成。这是那些自如地控制了国际媒体动向的受众所促成的。关于国际辛迪加年轻媒体的研究支持了Ang 1990年的论文，从受众方判断，“全国的”概念对于青年的跨国体验几乎都是不公正的，所以，似乎年轻人常规地使用全球媒体来建立和留存这些跨越国家界限的特性，在这种认识上，考虑文化帝国主义至少需要很大的修订。笔者更加坚定地认为，以热忱的、文化的方式来理解受众的意愿，促使他们把焦点放在全国，它以设定授权公民的希望为前提。因此，笔者在本文结尾提出问题，即：年轻媒体文化中的共同的要素是什么，并且这些公民是如何通过国际辛迪加媒体适用于各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