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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上，父亲的角色向来被定位于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在原始的社会里，父亲负责渔猎觅食；在工商社会，则赚钱养家。时至今日，为数不少的父亲，仍将自身的职份限定为养家，家庭内的其他工作，尤其是子女的照顾与教育，则完全交由母亲负责，父亲鲜少参与。使得“亲职”一词几乎等同于“母职”。然而父亲的重要性似乎不仅止于赚钱养家。从1940年代起，学者专家们开始重视父亲影响的研究。根据Lamb的估算，至1996年时，有关父亲影响的研究或报告，单是已出版的便已超过4000篇，显见父亲影响的广受重视。研究的结果发现，父亲角色的扮演不仅影响子女的身心与社会化的发展，对于母亲与父亲本身而言亦有深远的影响。父亲的重要性既获肯定，而父职的影响又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父职的参与便成了社会关注的议题。
父亲积极参与父职虽是社会高度的期望，但hRossa却指称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改变情形却不如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而相关的研究亦指出，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在量和质上均未臻理想。若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未臻理想的话，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成效势将有所减损，其状况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要。Lamb（1996）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是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与父亲有亲密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因此，本研究尝试透过父子感情的探讨来了解大陆父亲父职参与的成效，并分析其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别。其结果除能了解目前大陆父亲父职表现的成效外，更可提供作为比较两岸父亲父职表现成效的素材。
研究分析的资料系采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建置之“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一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2006）”资料文件。该计划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以面访方式调查了上海、福建、浙江三个省（市），出生年次为1935至1976（抽样当时为25－68岁）间的4336位样本，其中的2296位父亲将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壹、前言
长久以来，父亲的角色一直被定位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Pleck（引自Lamb，1986）将这样的角色称之为“博取面包者”（breadwinner），其意为负担家计者。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的渔猎觅食，工商社会中赚钱养家，外出工作向来和父亲画上等号，至于子女的照料与教养则全然交由母亲负责。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在亲职上的重要性，不仅无法和母亲相提并论，有时甚且被刻意贬抑。在1970、1980年代时，部分女性主义者与反社会人士即曾大力倡导女人与小孩并不需要男人的观念，并强调没有男人，其家庭会更好（O’neill，2002）。其主张不仅抹杀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更忽视其对亲职的影响。
父亲的角色非但不容忽视，且其重要性更远超出赚钱养家而已。Lamb（1996）指出，父职并非仅是单一层面的角色，而是包含经济提供、陪伴子女、支持母亲等多层面向的角色，因此，当家庭中父职角色未能发挥运作时，便会对子女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自1940年代起，学者专家们开始重视父亲影响的研究。起初着重于父亲缺席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而后逐渐扩展至其他方面的探讨。根据Lamb的估算，至1996年时，有关父亲对子女的影响的研究或报告，单是已出版的即已超过4000篇，显见父亲影响的主题已广受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综合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父亲的父职参与对子女的身心及社会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积极参与父职的父亲，其子女有较佳的认知能力（McBride&Rane，1996；Nord，1998）、较富同理心（Bernadette－Shapiro，Ehrensaft，&Shapiro，1996）、较少性别刻板的信念（Lamb，1997）。有父亲参与亲职的子女，在学前阶段表现出较少的外铄行为（Baker&Heller，1996；DeKlyen，Biembaum，Spelts，＆Greenberg，1998）；及长后也少有问题或不良行.为（Amato&Rivera，1999）；具高度的情绪稳定（Harris&Marmer，1996；Marsiglio＆Cohan，1997）；且显现出内控的倾向（McBride&Rane，1996）。Lamb（1996）归纳父亲对子女影响的相关研究结果后指出，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的孩子，易有心理失调的征候及学校方面的问题，其学业成绩难以达到水平并较早辍学难以完成学业，此外，更常有不良行径及反社会行为，且不易建立与维系人际间的亲密关系。
父亲角色的扮演不仅影响子女身心与社会化的发展，对于母亲与父亲本身而言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Giveans与Robinson（1985）指出父亲参与育儿工作，除可以促进儿童发展、母亲身心健康、改善亲子关系及提升婚姻满意度，更有助于父亲本身心理与人际关系的发展。Russell与Radin归纳相关研究的结果后亦指出，积极参与父职的父亲有较高的自尊、自信与较高的父职角色满意度（引自Efiekson&Gecas，1991）。O’Neill（2002）更进一步指出，父亲的缺席，将间接导致对社会有负面的影响，包括：犯罪率及暴力的增加、小区凝聚的降低、“离婚文化”的盛行、无父的代代循环及社会福利的高负担。父亲的重要性既获肯定，而父职的影响又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父职的参与便成了社会关注的议题。
传统上，家庭责任的分工大都遵循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亦即父亲外出赚钱养家，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教养子女的亲职工作全然由母亲负责，并成了母亲的专利。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不是居于陪衬的角色，就是形同缺席。然而由于社会的转变，使得双薪家庭日益普遍。双薪家庭中，母亲外出工作势必减少其原本担负的家庭职责，因而必须缩减其实际参与亲职的时间或在质上略作调整。无论是参与时间的缩减或质的调整，均会在亲职工作上留下空白。社会上似乎颇为期盼，母亲因就业而遗留下的这份亲职空白，能由长久置身于亲职之外的父亲来填补。这种殷切的期盼可以从现今大众媒体大力鼓吹新型态好爸爸的现象中得到印证。Romndo（1985）将这种新一型态的父职，称之为“双性父职”（androgynous fatherhood），Pleck（引自Lamb，1986）则将其称为“新抚育父亲”（new nurturant father）。尽管名称有所不同，这种新型态的父亲都是主张父亲应兼具父与母双性的角色，亦即父亲除能扮演传统经济提供的角色外，尚能与其配偶共同分担照养子女的责任。此外，基于家务分工及家庭平权的观念，各种妇女团体更是厉声疾呼父亲应参与并分担亲职的工作。 尽管社会高度期望父亲能积极参与父职，但是LaRossa（2001）却指称前述Rotundo所提及之新型态父职及Pleck所称之新抚育父亲，其实都只是人们期望父亲能表现的，并不代表近代父亲实际的表现。Laaossa进一步指出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改变情形并不如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亦即，社会虽然期望父亲积极扮演抚育照料子女的角色，但父亲实际的亲职表现却一如既往，并无多大改变。Lamb（1986）的报告显示，美国父亲父职参与的情形远低于母亲，自1971至1985年间，父亲花在亲职参与的时间只有母亲的三分之一。Barnett与Baruch（1987）的研究亦有相似的发现，在有幼儿的家庭中，母亲每周平均花在与子女有关事务上的时间为44.45小时，父亲则只有29.48小时。就直接与子女互动的时间观之，母亲每周为19.56小时，父亲却仅为5.48小时。上述研究发现显示，父亲亲职参与的时间，并不会因为母亲外出就业时间的增多而加长。相关研究亦发现，虽然双薪家庭日益普及，外出就业的母亲大量增加，但职业妇女实际照顾子女的时间仍显著高于其配偶，且在亲职的参与上，大多仍依循传统性别角色的分工模式（王舒芸、余汉仪，1996；莫黎黎，1997；陈淑贞，1993）。莫黎黎（1997）的研究更显示，有半数的已婚男性，每周花在照顾子女的时间是不足十小时的。
父职对子女发展及家庭的影响已获致不少研究的证实，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惟在现今父亲实际参与父职不如预期的情况下，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功效势将大打折扣，其现象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要。发展心理学者Lamb（1996）曾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才是真正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与父亲有亲密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是故，父职参与的成效，应可由父子间的情感衡量而得。研究者曾以台湾父亲为对象，探讨过其与子女的感情（请参见张再明，2005），本研究试图透过父子感情的探讨来了解目前大陆父职参与的成效，除能进行两岸父子感情的比较外，亦期望能有助于父职教育的推展，以增进父亲积极有效的父职参与。探讨时除以母子的感情作为对照外，并将分析父子感情是否会因父亲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别。根据上述之研究动机与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之待答问题：
1.对照母亲对子女的感情，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
2.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
3.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
4.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数及初任父亲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
5.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的感情与其与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关联为何？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资料的收集系采面访式问卷调查法，兹将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叙述如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系采自“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中“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的资料文件。“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自1998年开始建立，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朱敬一教授主持。“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则系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简锦汉主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选定上海、福建及浙江三个省市1935年至1976年出生（抽样当时为25－68岁）的民众，在2004年进行第一次调查，并于2006年针对2004年完访的受访者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对象之抽取采用“分层多段等机率”抽样方法，所抽取之样本均以面访方式进行调查。
本研究使用2006年追踪调查的数据文件，此次追踪共完成4336笔。其中育有子女者计4148人，包括：父亲2296人（占55.3％）；母亲1852人（占44.6％）。所有的父亲样本将为本研究分析的对象，母亲样本将作为对照，以为比较之用。
研究对象的2296位父亲中以地区区分，上海有350人（占15.2％）；浙江965人（占42.0％）；福建则为981人（占42.7％）。以教育程度区分，r不识字或识字不多J者有153人（占7.4％）；“小学或私塾”的674人（占32.6％）；初中程度的768人（占37.1％）；高中职者为258人（占12.5％）；“中专技校以上”者有217人（占10.5％）。以年龄区分，23－30岁者有98人（占4.3％）；31－35岁者有197人（占8.6％）；36－40岁者271人（占11，8％）；41－45岁者323人（占14.1％）；46－50岁者369人（占16.1％）；51－55岁者373人（占16.2％）；56－60岁者286人（占12.5％）；61－65岁者204人（占8.9％）；66岁以上者175人（占7.6％）。以子女数区分，有1个子女的为1034人（占45.0％）；2个子女的为751人（占32.7％）；3个子女的有344人（占15.0％）；4个子女以上的有167人（占7.3％）。以初任父亲时的年龄来区分，15－20岁的有69人（占3.0％）；21－25岁者有929人（占40.6％）；26－30岁者有968人（占42.3％）；31岁以上者为324人（占14.1％）
二、研究工具
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内容，主要是以台湾第一波调查的问卷（以RI－2003为主）为设计蓝本，根据大陆的用语稍加修改，并增添大陆研究人员感兴趣的题组。问卷主题包括：家庭基本状况、受访者个人资料、工作经历、婚姻与配偶数据、家庭价值与态度、亲属数据、居住安排、家庭决策与支出、子女教育抚养、家庭关系及其和谐程度、家庭经济管理等面向的数据。除受访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外，本研究主要系分析受访的父亲与其父母、子女的感情，共计四题，均为五等量尺，从“感情很不好”至“感情非常好”分为五等，记分时根据其反应，分别给予1至5的分数。
叁、研究结果
一、父亲与母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
探讨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将以母亲对子女的感情作为参照，以了解相较于母亲而言，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分析时，父亲对儿子及对女儿的感情将分开探讨，兹将分析之结果叙述如下。 （一）对儿子的感情
将父亲与母亲对儿子的感情，进行t考验之后，其结果列如表1所示。
由表1中可看出，t考验的t值为－4.063（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显示父亲与母亲对儿子的感情有所差异。由平均数可看出，父亲的平均数（4.52）小于母亲的平均数（4.63），可见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不如母亲对儿子的感情。
（二）对女儿的感情
将父亲与母亲对女儿的感情，进行t考验之后，其结果列如表2所示。
表2中，t考验的t值为－3.681（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显示父亲与母亲对女儿的感情有所差异。由平均数可看出，父亲的平均数（4.60）小于母亲的平均数（4.70），可见父亲对女儿的感情亦不如母亲对女儿的感情。
二、父亲对儿子感情与对女儿感情的差异
将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进行t考验之后，其结果列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可看出，t考验的t值为－4.234（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显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有所差异。由平均数可看出，父亲对儿子感情的平均数（4.48）小于对女儿感情的平均数（4.53），可见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不如其对女儿的感情。
三、不同地区父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
探讨上海、浙江及福建三个地区父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时，将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来进行考验，结果若达显著，接续将用薛费（Se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分析时，父亲对儿子及对女儿的感情将分开探讨，兹将分析之结果叙述如下。
（一）对儿子的感情
三个地区父亲对儿子感情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列如表4，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后，考验的结果列如表5。
表5的变异数分析摘要表中显示，F值为9.293（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代表三个地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有差异。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上海与福建及浙江与福建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由表4中的平均数可看出，上海父亲对儿子的感情（M＝4.63）与浙江父亲对儿子的感情（M＝4.58）分别较福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M＝4.44）为佳。
（二）对女儿的感情
三个地区父亲对女儿感情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列如表6；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后，考验的结果列如表7。
由表6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F值为10.789（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代表三个地区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有差异。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上海与福建及浙江与福建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由表6中的平均数可看出，上海父亲对女儿的感情（M＝4.68）与浙江父亲对女儿的感情（M＝4.68）分别较福建父亲对女儿的感情（M＝4.50）为佳。
四、不同背景变项的父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
分析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父亲的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数及初任父亲年龄而有差异时，将以父亲的年龄、学历、子女数、初任父亲年龄为自变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以了解父亲对子女的感情会否因为这些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异。分析时，父亲对儿子及对女儿的感情将分开探讨，兹将分析之结果叙述如下。
（一）年龄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年龄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8，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9。
表9中显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4.140，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并未发现各年龄组间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薛费法事后比较法较为保守的缘故。由于年龄的主要效果显著，代表各年龄组间至少有一对的平均数有显著差异，由表8的平均数看出，父亲各年龄组中，平均数最高的是23－30岁组（M＝4.72），最低的则为66岁以上组（M＝4.35）。23－30岁组父亲对儿子的感情较66岁以上组为高。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年龄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0，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1。
表11中显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2.127，p＜.05），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并未发现各年龄组间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薛费法事后比较法较为保守的缘故。由于年龄的主要效果显著，代表各年龄组间至少有一对的平均数有显著差异，由表10的平均数看出，父亲各年龄组中，平均数最高的是23－30岁组（M＝4.83），最低的则为61－65岁组（M＝4.47）。23－30岁组父亲对女儿的感情较61－65岁组为高。
（二）教育程度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教育程度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2，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3。
由表12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7.319，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初中”与“中专技校以上”组的父亲，分别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及“小学或私塾”组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2的平均数可看出，“初中”（M＝4.59）与“中专技校以上”组（M＝4.76）的父亲，其对儿子的感情均较“不识字或识字不多”（M＝4.36）及“小学或私塾”组（M＝4.45）的父亲为高。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教育程度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4，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5。
由表15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4.366，p＜.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中专技校以上”组的父亲，分别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及“小学或私塾”组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4的平均数可看出，“中专技校以上”组（M＝4.77）的父亲，其对女儿的感情分别较“不识字或识字不多”（M＝4.46）及“小学或私塾”组（M＝4.53）的父亲为高。 （三）子女数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子女数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6；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7。
由表17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8.376，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1个子女的父亲，分别与3个及4个以上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6的平均数可看出，1个子女的父亲（M＝4.63），其对儿子的感情分别较3个子女（M＝4.38）及4个以上子女（M＝4。42）的父亲为高。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子女数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8，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9。
由表19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7.181，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1个子女的父亲，分别与2个、3个及4个以上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8的平均数可看出，1个子女的父亲（M＝4.72），其对女儿的感情分别较2个子女（4.58）、3个子女（M＝4.49）及4个以上子女（M＝4.51）的父亲为高。
（四）初任父亲年龄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20，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21。
由表21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F值为.397（p＞.05），未达.05显著水平，代表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其对儿子的感情并无显著差异。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22，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23。
由表23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F值为1.124（p＞.05），未达.05显著水平，代表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其对女儿的感情并无显著差异。
五、父亲与其父母感情及其与子女感情的关系
欲探讨父亲与其父母的感情是否和其与子女的感情有关，乃计算其与父母及其与子女的相关，结果列如表24所示。
由表24可知，其中的相关系数均达.ooi显著水平，进一步检视相关系数的值，发现“与父亲”及“与母亲”（r＝.938），及“与儿子”及“与女儿”的相关（r＝.895）较高，为高度相关；其余“与父亲”及“与儿子”（r＝.699）、“与母亲”及“与儿子”（r＝.620）、“与父亲”及“与女儿”（r＝.620）、“与母亲”及“与女儿”（r＝.663）的相关系数相对略低，为中度相关。由前述相关的情形可得知，父亲与其父亲和与其母亲间感情的相关极高，亦即父亲与其父亲感情好的，与其母亲的感情也较好，反之亦然。父亲与儿子的感情和他与女儿的感情关联亦相当高，亦即父亲与儿子感情好的，相对地与女儿的感情也较好，反之亦然。关联程度较低的则均为三代间的情形，显示出父亲与其上代的感情和与其下一代感情的关联均较低，亦即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感情好坏的情形较并不能明确地说明其与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情形。
肆、讨论
本研究中受访的父亲对儿子感情的平均数为4.52，对女儿感情的平均数为4.60，以最高分为5分，中间分数为3分的五点量尺而言，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应该称得上是高的，但是和母亲相比，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却显著较低。研究的发现与国外学者探讨的结果颇为一致（请见De－wit，Wister，&Barch，1988；Essex，2002；Fischer，1991；Golish，2000）。父子情感低于母子的原因，可能是父亲在亲职参与的各方面均较母亲为少（莫黎黎，1997；Barnett&Baruch，1987；Lamb，1986），亲职参与母亲少，对子女的感情亦会较低。此外，父亲们向来只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赚钱养家，并不认为子女的照顾与抚育是其责任（Lamb，1986），对子女的感情自然不如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来得高。
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显著较其对儿子感情为佳，这项研究的发现与过去重男轻女的观念大相径庭。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应会使得父亲对儿子的感情高于对女儿的感情，但由于观念的改变，重男轻女的想法逐渐淡化，父亲不再独厚儿子。此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常被期望能发展出善感、细心、温柔、亲切、富同情心等特质。这些特质较能体察父母的需求并有助于亲密亲子关系的建立。Lee和Kin（2005）即指出女性：相较于男性，常是父母需求的关心者，且在照顾行为的表现上较男性好。因此，女儿可能因为本身性别上的特质，而表现出体贴、关怀、易于分享情感的行为，使得父女的情感要高过父子的情感。
不同地区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有所差异，上海父亲与浙江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均高于福建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有别之故。Marsiglio与Cohan（2000）曾指出，若将父亲加以分类以探讨不同类型的父亲对父职的认知与表现时，经济条件无疑地会是这些分类变项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他们进而说明，通常经济条件差的父亲会受制于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缺乏弹性，而将父职的表现紧缩至仅能提供生活必需而已。相反的，经济条件好的父亲则可有更多闲暇，能提供更多其他层面的父职表现，诸如：照料养育、活动游戏、及品德的导引。据此可知，经济条件佳者，父职表现的层面愈广、互动愈多，父亲与子女的感情自然愈佳。相对于福建，上海与浙江的经济发展较早也较佳，因而父亲与子女的感情也较佳。
以父亲的年龄看，年龄轻的父亲对子女的感情（不论儿子或女儿）比年龄高的父亲为好。有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父亲仍有传统权威的观念，与子女直接互动较少，而年轻的父亲较能接受r新抚育父亲j的角色，与子女互动较多，因而与子女的感情较好。王丛桂（1995）的研究中提及现代父职角色已渐由“上下威权关系”演变成“类平辈关系”，且这些平权参与型的父亲均属积极参与型，愿意配合子女的成长需求而调整自己的工作，并渐渐蔚为风潮（王丛桂，1998）。此外亦有学者认为，现代大部分的年轻父亲对子女的教养均有“当仁不让”的心态，不希望自己在子女的教养上是处于边缘的角色（莫黎黎与王行，1996）。拉曼纳与雷德门（1981／1987）亦指出现今不少的父亲比其原生父亲更有意于协助子女在感情上的需要，尤其是年轻的父亲们，较不强调事业，而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子女们在一起。今日的父亲也不像过去的父亲那样有权威或霸道，也较不严厉，较易亲近。据此推论，年轻的父亲与子女的感情会比年纪大的父亲佳，本研究的结果支持这样的看法。 教育程度低的父亲（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者）对子女的感情较教育程度高的父亲（中专技校以上者）为低。受教育越多代表接受的信息较多且较新，较容易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期望。因而对父职的认知、亲子的沟通与教养方式均较教育程度低者来得正向，是故与子女的感情会较好。仅育有一个子女的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显著高于孩子多的父亲。对于独生子女，父亲的疼爱与关怀相对会越多，对子女的感情自然较好；相反的，子女数越多，父子互动的机会相对减少，更会因为子女加，父亲的经济负担加重，更无暇顾及子女的照顾，父亲对子女的感情自然较差。
Marsiglio。与Cohan（1997）指出年纪轻的初任父亲通常学业未成，亦无稳定工作，且大都是在身心未做好充分准备，不在预期的情况下当上父亲的。这样的情形下，年纪轻的初任父亲在照顾子女或与子女互动上通常有更多的困扰，因而对子女的感情会较差。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却显示，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并不会因为其初任父亲时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别。推想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接受调查时，年纪轻的初任父亲已不再年轻，Marsiglio与Cohan所描述的特性已不再适用于这些父亲，因而对子女的感情亦无异于其他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将本研究受访父亲的年龄与其初任父亲时的年龄，进行交叉分析的结果，发现年纪轻的初任父亲（15－21岁）有88.6％目前的年龄为36岁以上，而初任父亲时的年龄为21－25岁者，亦有84.5％目前的年龄为36岁以上。当时对这些年轻初任父亲不利的条件，目前可能已不复存在，因而对子女的感情亦不会较其他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为差。
父亲与其父亲和与其母亲间感情的关联极高，且父亲与儿子的感情和他与女儿感情的相关亦相当高，关联程度较低的则为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的感情和与其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相关。原生父亲是父亲父职的角色楷模是一般常有的观念（Daly，1995），因而会据以推断父亲与其原生父亲的感情和其与子女的感情有相当高的关联，亦即父亲与其原生父亲感情好的，会透过对其原生父亲父职角色的楷模认同，而与其子女的感情亦会好；反之，与父亲感情差的则会透过角色楷模的认同，而有差的父子关系。但是Day（1995）的研究发现却推翻了这种看法，父亲们并不是全然以其原生父亲作为父职角色的楷模，而是把父亲当作一种对照，使得自己扮演父亲角色时能凌驾其父亲。Kennedv（1989）的研究结果亦显示，父亲们通常认为他们比其原生的父亲更会积极参与子女的照养。由此看来，父亲与其上一代的感情及其与下一代的感情间应不会有太高的关联。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这项推论。
（作者单位：台湾嘉义大学辅导与谘商学系）
父亲积极参与父职虽是社会高度的期望，但hRossa却指称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改变情形却不如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而相关的研究亦指出，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在量和质上均未臻理想。若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情形未臻理想的话，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成效势将有所减损，其状况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要。Lamb（1996）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是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与父亲有亲密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因此，本研究尝试透过父子感情的探讨来了解大陆父亲父职参与的成效，并分析其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别。其结果除能了解目前大陆父亲父职表现的成效外，更可提供作为比较两岸父亲父职表现成效的素材。
研究分析的资料系采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建置之“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一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2006）”资料文件。该计划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以面访方式调查了上海、福建、浙江三个省（市），出生年次为1935至1976（抽样当时为25－68岁）间的4336位样本，其中的2296位父亲将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壹、前言
长久以来，父亲的角色一直被定位是家庭经济的提供者，Pleck（引自Lamb，1986）将这样的角色称之为“博取面包者”（breadwinner），其意为负担家计者。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的渔猎觅食，工商社会中赚钱养家，外出工作向来和父亲画上等号，至于子女的照料与教养则全然交由母亲负责。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及其在亲职上的重要性，不仅无法和母亲相提并论，有时甚且被刻意贬抑。在1970、1980年代时，部分女性主义者与反社会人士即曾大力倡导女人与小孩并不需要男人的观念，并强调没有男人，其家庭会更好（O’neill，2002）。其主张不仅抹杀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更忽视其对亲职的影响。
父亲的角色非但不容忽视，且其重要性更远超出赚钱养家而已。Lamb（1996）指出，父职并非仅是单一层面的角色，而是包含经济提供、陪伴子女、支持母亲等多层面向的角色，因此，当家庭中父职角色未能发挥运作时，便会对子女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自1940年代起，学者专家们开始重视父亲影响的研究。起初着重于父亲缺席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而后逐渐扩展至其他方面的探讨。根据Lamb的估算，至1996年时，有关父亲对子女的影响的研究或报告，单是已出版的即已超过4000篇，显见父亲影响的主题已广受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综合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父亲的父职参与对子女的身心及社会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积极参与父职的父亲，其子女有较佳的认知能力（McBride&Rane，1996；Nord，1998）、较富同理心（Bernadette－Shapiro，Ehrensaft，&Shapiro，1996）、较少性别刻板的信念（Lamb，1997）。有父亲参与亲职的子女，在学前阶段表现出较少的外铄行为（Baker&Heller，1996；DeKlyen，Biembaum，Spelts，＆Greenberg，1998）；及长后也少有问题或不良行.为（Amato&Rivera，1999）；具高度的情绪稳定（Harris&Marmer，1996；Marsiglio＆Cohan，1997）；且显现出内控的倾向（McBride&Rane，1996）。Lamb（1996）归纳父亲对子女影响的相关研究结果后指出，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的孩子，易有心理失调的征候及学校方面的问题，其学业成绩难以达到水平并较早辍学难以完成学业，此外，更常有不良行径及反社会行为，且不易建立与维系人际间的亲密关系。
父亲角色的扮演不仅影响子女身心与社会化的发展，对于母亲与父亲本身而言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Giveans与Robinson（1985）指出父亲参与育儿工作，除可以促进儿童发展、母亲身心健康、改善亲子关系及提升婚姻满意度，更有助于父亲本身心理与人际关系的发展。Russell与Radin归纳相关研究的结果后亦指出，积极参与父职的父亲有较高的自尊、自信与较高的父职角色满意度（引自Efiekson&Gecas，1991）。O’Neill（2002）更进一步指出，父亲的缺席，将间接导致对社会有负面的影响，包括：犯罪率及暴力的增加、小区凝聚的降低、“离婚文化”的盛行、无父的代代循环及社会福利的高负担。父亲的重要性既获肯定，而父职的影响又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父职的参与便成了社会关注的议题。
传统上，家庭责任的分工大都遵循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亦即父亲外出赚钱养家，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教养子女的亲职工作全然由母亲负责，并成了母亲的专利。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不是居于陪衬的角色，就是形同缺席。然而由于社会的转变，使得双薪家庭日益普遍。双薪家庭中，母亲外出工作势必减少其原本担负的家庭职责，因而必须缩减其实际参与亲职的时间或在质上略作调整。无论是参与时间的缩减或质的调整，均会在亲职工作上留下空白。社会上似乎颇为期盼，母亲因就业而遗留下的这份亲职空白，能由长久置身于亲职之外的父亲来填补。这种殷切的期盼可以从现今大众媒体大力鼓吹新型态好爸爸的现象中得到印证。Romndo（1985）将这种新一型态的父职，称之为“双性父职”（androgynous fatherhood），Pleck（引自Lamb，1986）则将其称为“新抚育父亲”（new nurturant father）。尽管名称有所不同，这种新型态的父亲都是主张父亲应兼具父与母双性的角色，亦即父亲除能扮演传统经济提供的角色外，尚能与其配偶共同分担照养子女的责任。此外，基于家务分工及家庭平权的观念，各种妇女团体更是厉声疾呼父亲应参与并分担亲职的工作。 尽管社会高度期望父亲能积极参与父职，但是LaRossa（2001）却指称前述Rotundo所提及之新型态父职及Pleck所称之新抚育父亲，其实都只是人们期望父亲能表现的，并不代表近代父亲实际的表现。Laaossa进一步指出父亲实际参与父职的改变情形并不如社会期望的改变来得快，亦即，社会虽然期望父亲积极扮演抚育照料子女的角色，但父亲实际的亲职表现却一如既往，并无多大改变。Lamb（1986）的报告显示，美国父亲父职参与的情形远低于母亲，自1971至1985年间，父亲花在亲职参与的时间只有母亲的三分之一。Barnett与Baruch（1987）的研究亦有相似的发现，在有幼儿的家庭中，母亲每周平均花在与子女有关事务上的时间为44.45小时，父亲则只有29.48小时。就直接与子女互动的时间观之，母亲每周为19.56小时，父亲却仅为5.48小时。上述研究发现显示，父亲亲职参与的时间，并不会因为母亲外出就业时间的增多而加长。相关研究亦发现，虽然双薪家庭日益普及，外出就业的母亲大量增加，但职业妇女实际照顾子女的时间仍显著高于其配偶，且在亲职的参与上，大多仍依循传统性别角色的分工模式（王舒芸、余汉仪，1996；莫黎黎，1997；陈淑贞，1993）。莫黎黎（1997）的研究更显示，有半数的已婚男性，每周花在照顾子女的时间是不足十小时的。
父职对子女发展及家庭的影响已获致不少研究的证实，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惟在现今父亲实际参与父职不如预期的情况下，父职参与所能发挥的功效势将大打折扣，其现象值得关注且有深加探讨的必要。发展心理学者Lamb（1996）曾指出，父亲温暖与亲密的情感表现才是真正影响子女发展的关键，与父亲有亲密关系的孩子有较佳的身心发展。是故，父职参与的成效，应可由父子间的情感衡量而得。研究者曾以台湾父亲为对象，探讨过其与子女的感情（请参见张再明，2005），本研究试图透过父子感情的探讨来了解目前大陆父职参与的成效，除能进行两岸父子感情的比较外，亦期望能有助于父职教育的推展，以增进父亲积极有效的父职参与。探讨时除以母子的感情作为对照外，并将分析父子感情是否会因父亲个人背景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别。根据上述之研究动机与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之待答问题：
1.对照母亲对子女的感情，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
2.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
3.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
4.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个人背景变项（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数及初任父亲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
5.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的感情与其与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关联为何？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资料的收集系采面访式问卷调查法，兹将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叙述如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系采自“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中“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的资料文件。“华人家庭动态数据库”自1998年开始建立，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朱敬一教授主持。“中国内地家庭动态社会调查计划”则系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简锦汉主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选定上海、福建及浙江三个省市1935年至1976年出生（抽样当时为25－68岁）的民众，在2004年进行第一次调查，并于2006年针对2004年完访的受访者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对象之抽取采用“分层多段等机率”抽样方法，所抽取之样本均以面访方式进行调查。
本研究使用2006年追踪调查的数据文件，此次追踪共完成4336笔。其中育有子女者计4148人，包括：父亲2296人（占55.3％）；母亲1852人（占44.6％）。所有的父亲样本将为本研究分析的对象，母亲样本将作为对照，以为比较之用。
研究对象的2296位父亲中以地区区分，上海有350人（占15.2％）；浙江965人（占42.0％）；福建则为981人（占42.7％）。以教育程度区分，r不识字或识字不多J者有153人（占7.4％）；“小学或私塾”的674人（占32.6％）；初中程度的768人（占37.1％）；高中职者为258人（占12.5％）；“中专技校以上”者有217人（占10.5％）。以年龄区分，23－30岁者有98人（占4.3％）；31－35岁者有197人（占8.6％）；36－40岁者271人（占11，8％）；41－45岁者323人（占14.1％）；46－50岁者369人（占16.1％）；51－55岁者373人（占16.2％）；56－60岁者286人（占12.5％）；61－65岁者204人（占8.9％）；66岁以上者175人（占7.6％）。以子女数区分，有1个子女的为1034人（占45.0％）；2个子女的为751人（占32.7％）；3个子女的有344人（占15.0％）；4个子女以上的有167人（占7.3％）。以初任父亲时的年龄来区分，15－20岁的有69人（占3.0％）；21－25岁者有929人（占40.6％）；26－30岁者有968人（占42.3％）；31岁以上者为324人（占14.1％）
二、研究工具
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内容，主要是以台湾第一波调查的问卷（以RI－2003为主）为设计蓝本，根据大陆的用语稍加修改，并增添大陆研究人员感兴趣的题组。问卷主题包括：家庭基本状况、受访者个人资料、工作经历、婚姻与配偶数据、家庭价值与态度、亲属数据、居住安排、家庭决策与支出、子女教育抚养、家庭关系及其和谐程度、家庭经济管理等面向的数据。除受访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外，本研究主要系分析受访的父亲与其父母、子女的感情，共计四题，均为五等量尺，从“感情很不好”至“感情非常好”分为五等，记分时根据其反应，分别给予1至5的分数。
叁、研究结果
一、父亲与母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
探讨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将以母亲对子女的感情作为参照，以了解相较于母亲而言，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有所差异。分析时，父亲对儿子及对女儿的感情将分开探讨，兹将分析之结果叙述如下。 （一）对儿子的感情
将父亲与母亲对儿子的感情，进行t考验之后，其结果列如表1所示。
由表1中可看出，t考验的t值为－4.063（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显示父亲与母亲对儿子的感情有所差异。由平均数可看出，父亲的平均数（4.52）小于母亲的平均数（4.63），可见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不如母亲对儿子的感情。
（二）对女儿的感情
将父亲与母亲对女儿的感情，进行t考验之后，其结果列如表2所示。
表2中，t考验的t值为－3.681（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显示父亲与母亲对女儿的感情有所差异。由平均数可看出，父亲的平均数（4.60）小于母亲的平均数（4.70），可见父亲对女儿的感情亦不如母亲对女儿的感情。
二、父亲对儿子感情与对女儿感情的差异
将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进行t考验之后，其结果列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可看出，t考验的t值为－4.234（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显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与对女儿的感情有所差异。由平均数可看出，父亲对儿子感情的平均数（4.48）小于对女儿感情的平均数（4.53），可见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不如其对女儿的感情。
三、不同地区父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
探讨上海、浙江及福建三个地区父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时，将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来进行考验，结果若达显著，接续将用薛费（Seheffe）法进行事后比较。分析时，父亲对儿子及对女儿的感情将分开探讨，兹将分析之结果叙述如下。
（一）对儿子的感情
三个地区父亲对儿子感情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列如表4，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后，考验的结果列如表5。
表5的变异数分析摘要表中显示，F值为9.293（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代表三个地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有差异。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上海与福建及浙江与福建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由表4中的平均数可看出，上海父亲对儿子的感情（M＝4.63）与浙江父亲对儿子的感情（M＝4.58）分别较福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M＝4.44）为佳。
（二）对女儿的感情
三个地区父亲对女儿感情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列如表6；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后，考验的结果列如表7。
由表6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F值为10.789（p＜.001），达到.001显著水平，代表三个地区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有差异。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上海与福建及浙江与福建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由表6中的平均数可看出，上海父亲对女儿的感情（M＝4.68）与浙江父亲对女儿的感情（M＝4.68）分别较福建父亲对女儿的感情（M＝4.50）为佳。
四、不同背景变项的父亲对子女感情的差异
分析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是否会因父亲的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数及初任父亲年龄而有差异时，将以父亲的年龄、学历、子女数、初任父亲年龄为自变量，进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以了解父亲对子女的感情会否因为这些变项的不同而有差异。分析时，父亲对儿子及对女儿的感情将分开探讨，兹将分析之结果叙述如下。
（一）年龄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年龄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8，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9。
表9中显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4.140，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并未发现各年龄组间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薛费法事后比较法较为保守的缘故。由于年龄的主要效果显著，代表各年龄组间至少有一对的平均数有显著差异，由表8的平均数看出，父亲各年龄组中，平均数最高的是23－30岁组（M＝4.72），最低的则为66岁以上组（M＝4.35）。23－30岁组父亲对儿子的感情较66岁以上组为高。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年龄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0，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1。
表11中显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2.127，p＜.05），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并未发现各年龄组间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薛费法事后比较法较为保守的缘故。由于年龄的主要效果显著，代表各年龄组间至少有一对的平均数有显著差异，由表10的平均数看出，父亲各年龄组中，平均数最高的是23－30岁组（M＝4.83），最低的则为61－65岁组（M＝4.47）。23－30岁组父亲对女儿的感情较61－65岁组为高。
（二）教育程度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教育程度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2，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3。
由表12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7.319，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初中”与“中专技校以上”组的父亲，分别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及“小学或私塾”组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2的平均数可看出，“初中”（M＝4.59）与“中专技校以上”组（M＝4.76）的父亲，其对儿子的感情均较“不识字或识字不多”（M＝4.36）及“小学或私塾”组（M＝4.45）的父亲为高。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教育程度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4，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5。
由表15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4.366，p＜.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中专技校以上”组的父亲，分别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及“小学或私塾”组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4的平均数可看出，“中专技校以上”组（M＝4.77）的父亲，其对女儿的感情分别较“不识字或识字不多”（M＝4.46）及“小学或私塾”组（M＝4.53）的父亲为高。 （三）子女数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子女数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6；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7。
由表17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8.376，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1个子女的父亲，分别与3个及4个以上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6的平均数可看出，1个子女的父亲（M＝4.63），其对儿子的感情分别较3个子女（M＝4.38）及4个以上子女（M＝4。42）的父亲为高。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子女数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18，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19。
由表19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结果达到显著（F＝7.181，p＜.001），经以薛费法进行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1个子女的父亲，分别与2个、3个及4个以上的父亲有显著的差异。经检视表18的平均数可看出，1个子女的父亲（M＝4.72），其对女儿的感情分别较2个子女（4.58）、3个子女（M＝4.49）及4个以上子女（M＝4.51）的父亲为高。
（四）初任父亲年龄
1.对儿子的感情
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对儿子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20，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21。
由表21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F值为.397（p＞.05），未达.05显著水平，代表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其对儿子的感情并无显著差异。
2.对女儿的感情
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对女儿感情之平均数及标准差列如表22，以父亲年龄为因子进行变异数分析的结果列如表23。
由表23中可看出，变异数分析的F值为1.124（p＞.05），未达.05显著水平，代表不同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其对女儿的感情并无显著差异。
五、父亲与其父母感情及其与子女感情的关系
欲探讨父亲与其父母的感情是否和其与子女的感情有关，乃计算其与父母及其与子女的相关，结果列如表24所示。
由表24可知，其中的相关系数均达.ooi显著水平，进一步检视相关系数的值，发现“与父亲”及“与母亲”（r＝.938），及“与儿子”及“与女儿”的相关（r＝.895）较高，为高度相关；其余“与父亲”及“与儿子”（r＝.699）、“与母亲”及“与儿子”（r＝.620）、“与父亲”及“与女儿”（r＝.620）、“与母亲”及“与女儿”（r＝.663）的相关系数相对略低，为中度相关。由前述相关的情形可得知，父亲与其父亲和与其母亲间感情的相关极高，亦即父亲与其父亲感情好的，与其母亲的感情也较好，反之亦然。父亲与儿子的感情和他与女儿的感情关联亦相当高，亦即父亲与儿子感情好的，相对地与女儿的感情也较好，反之亦然。关联程度较低的则均为三代间的情形，显示出父亲与其上代的感情和与其下一代感情的关联均较低，亦即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感情好坏的情形较并不能明确地说明其与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情形。
肆、讨论
本研究中受访的父亲对儿子感情的平均数为4.52，对女儿感情的平均数为4.60，以最高分为5分，中间分数为3分的五点量尺而言，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应该称得上是高的，但是和母亲相比，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却显著较低。研究的发现与国外学者探讨的结果颇为一致（请见De－wit，Wister，&Barch，1988；Essex，2002；Fischer，1991；Golish，2000）。父子情感低于母子的原因，可能是父亲在亲职参与的各方面均较母亲为少（莫黎黎，1997；Barnett&Baruch，1987；Lamb，1986），亲职参与母亲少，对子女的感情亦会较低。此外，父亲们向来只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赚钱养家，并不认为子女的照顾与抚育是其责任（Lamb，1986），对子女的感情自然不如母亲对子女的感情来得高。
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显著较其对儿子感情为佳，这项研究的发现与过去重男轻女的观念大相径庭。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应会使得父亲对儿子的感情高于对女儿的感情，但由于观念的改变，重男轻女的想法逐渐淡化，父亲不再独厚儿子。此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常被期望能发展出善感、细心、温柔、亲切、富同情心等特质。这些特质较能体察父母的需求并有助于亲密亲子关系的建立。Lee和Kin（2005）即指出女性：相较于男性，常是父母需求的关心者，且在照顾行为的表现上较男性好。因此，女儿可能因为本身性别上的特质，而表现出体贴、关怀、易于分享情感的行为，使得父女的情感要高过父子的情感。
不同地区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有所差异，上海父亲与浙江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均高于福建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有别之故。Marsiglio与Cohan（2000）曾指出，若将父亲加以分类以探讨不同类型的父亲对父职的认知与表现时，经济条件无疑地会是这些分类变项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他们进而说明，通常经济条件差的父亲会受制于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缺乏弹性，而将父职的表现紧缩至仅能提供生活必需而已。相反的，经济条件好的父亲则可有更多闲暇，能提供更多其他层面的父职表现，诸如：照料养育、活动游戏、及品德的导引。据此可知，经济条件佳者，父职表现的层面愈广、互动愈多，父亲与子女的感情自然愈佳。相对于福建，上海与浙江的经济发展较早也较佳，因而父亲与子女的感情也较佳。
以父亲的年龄看，年龄轻的父亲对子女的感情（不论儿子或女儿）比年龄高的父亲为好。有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父亲仍有传统权威的观念，与子女直接互动较少，而年轻的父亲较能接受r新抚育父亲j的角色，与子女互动较多，因而与子女的感情较好。王丛桂（1995）的研究中提及现代父职角色已渐由“上下威权关系”演变成“类平辈关系”，且这些平权参与型的父亲均属积极参与型，愿意配合子女的成长需求而调整自己的工作，并渐渐蔚为风潮（王丛桂，1998）。此外亦有学者认为，现代大部分的年轻父亲对子女的教养均有“当仁不让”的心态，不希望自己在子女的教养上是处于边缘的角色（莫黎黎与王行，1996）。拉曼纳与雷德门（1981／1987）亦指出现今不少的父亲比其原生父亲更有意于协助子女在感情上的需要，尤其是年轻的父亲们，较不强调事业，而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子女们在一起。今日的父亲也不像过去的父亲那样有权威或霸道，也较不严厉，较易亲近。据此推论，年轻的父亲与子女的感情会比年纪大的父亲佳，本研究的结果支持这样的看法。 教育程度低的父亲（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者）对子女的感情较教育程度高的父亲（中专技校以上者）为低。受教育越多代表接受的信息较多且较新，较容易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期望。因而对父职的认知、亲子的沟通与教养方式均较教育程度低者来得正向，是故与子女的感情会较好。仅育有一个子女的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显著高于孩子多的父亲。对于独生子女，父亲的疼爱与关怀相对会越多，对子女的感情自然较好；相反的，子女数越多，父子互动的机会相对减少，更会因为子女加，父亲的经济负担加重，更无暇顾及子女的照顾，父亲对子女的感情自然较差。
Marsiglio。与Cohan（1997）指出年纪轻的初任父亲通常学业未成，亦无稳定工作，且大都是在身心未做好充分准备，不在预期的情况下当上父亲的。这样的情形下，年纪轻的初任父亲在照顾子女或与子女互动上通常有更多的困扰，因而对子女的感情会较差。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却显示，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并不会因为其初任父亲时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别。推想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接受调查时，年纪轻的初任父亲已不再年轻，Marsiglio与Cohan所描述的特性已不再适用于这些父亲，因而对子女的感情亦无异于其他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将本研究受访父亲的年龄与其初任父亲时的年龄，进行交叉分析的结果，发现年纪轻的初任父亲（15－21岁）有88.6％目前的年龄为36岁以上，而初任父亲时的年龄为21－25岁者，亦有84.5％目前的年龄为36岁以上。当时对这些年轻初任父亲不利的条件，目前可能已不复存在，因而对子女的感情亦不会较其他初任父亲年龄的父亲为差。
父亲与其父亲和与其母亲间感情的关联极高，且父亲与儿子的感情和他与女儿感情的相关亦相当高，关联程度较低的则为父亲与其上一代（父或母）的感情和与其下一代（子或女）感情的相关。原生父亲是父亲父职的角色楷模是一般常有的观念（Daly，1995），因而会据以推断父亲与其原生父亲的感情和其与子女的感情有相当高的关联，亦即父亲与其原生父亲感情好的，会透过对其原生父亲父职角色的楷模认同，而与其子女的感情亦会好；反之，与父亲感情差的则会透过角色楷模的认同，而有差的父子关系。但是Day（1995）的研究发现却推翻了这种看法，父亲们并不是全然以其原生父亲作为父职角色的楷模，而是把父亲当作一种对照，使得自己扮演父亲角色时能凌驾其父亲。Kennedv（1989）的研究结果亦显示，父亲们通常认为他们比其原生的父亲更会积极参与子女的照养。由此看来，父亲与其上一代的感情及其与下一代的感情间应不会有太高的关联。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这项推论。
（作者单位：台湾嘉义大学辅导与谘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