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所谓"文化遗产",包括最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都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性批评之上.而这些"批评"的内容,最根本的无非不过触及到种种可能的概念、资源和操持.当暂时摆脱哲学的语词陷阱,从实践者、感受者的角度反向寻绎、思考,真正的"遗产",便呈现为一种人类基于周遭那些可能被利用的资源,且在不断被反复"检视"的文明语境下的历史性总结.必须强调,这些同样是围绕着一个个鲜活的例证展开的,在其间人们将不断地与悖论相纠缠、与相变迁适应,最终铸成今日所见的社会及其文化生态.首先，以圆明园事件为例，重新审视中国现行文物保护观念，尽早引入或创新新的文物管理保护机制与思路。文物界以及生态保护领域应具备善意的可操作而又不损坏遗产、生态的产业化意识。面对文物、古建等不应只是简单地进行复原，像圆明园这类遗迹，复建的开始正是破坏的源头。当然，更不能简单地互相责骂，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及社会性环保组织等，自身首先应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生态结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植树、捡垃圾、拾电池，或者一味只会搬迁、挪移。其次，大力鼓励并推动人文、科技含量更高的生态、文物保护活动。整体上看，目前中国环境和文物保护仍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准，尤其是科技性，在保护从业人员、科研人员的人文关怀和素养方面仍亟待提升。这是制约文物保护的一处严重瓶颈。环境、水利、文物、科技、法律等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力度也应加强。圆明园公园区湖底到底应该如何防渗，这不只需要人文学者的"坐而论道"，更需要科技工者、工程师们的参与决策。唯其如此，科技等通过合适的保护者的善意运用，才能真正促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多赢。由此，急需建立一个多学科融合工作的"国家最高文物遗产委员会"。最后，不能忘记文物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人的互为影响，应当切实而正确地认识文物、生态和人之间的关系。保护并不是将文物锁入高阁深院，将游人"驱逐出境"。保护是开放的，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同时也应该是能够激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历史责任、爱国情环、社会承担等的真正途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公园"与"遗迹"的关系才能成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