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一、引起革命的是清末新政还是清末立宪；二、清末新政和宪政的开展；三、辛亥革命能否避免；四、推翻清王朝的历史原因；五、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通过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我们既要看到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种种危险因素，同时又要看到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根据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思考未来中国的发展。
【出 处】
：
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一、引起革命的是清末新政还是清末立宪；二、清末新政和宪政的开展；三、辛亥革命能否避免；四、推翻清王朝的历史原因；五、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通过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我们既要看到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种种危险因素，同时又要看到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根据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思考未来中国的发展。
其他文献
自古以来,泰山就是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因为泰山较早地被融入了古人对自然与社会认知之中,从远古的柴望、巡狩到封建帝王的封禅大典,泰山就与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传播密不可分.从泰山上宗教信仰的发展可以见证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变化.结果表明无论是早期的祈国泰，还是后期的民求安，人们在泰山崇神的诉求愿望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国泰民安。这是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十分特殊的一点。也是几千年，乃至上万年以来，泰山宗
本文通过笔者对《黄遵宪全集》整理情况的了解，就其资料搜集、体例编排、注释校勘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黄遵宪全集》的整理出版，必将为推进学术界对黄遵宪其人其事其思想的研究，乃至对晚清社会、历史、文化的探讨，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拟以近年来兴盛于东北地区的辽西医山青岩寺“歪脖老母”信仰为对象，以一种社会观照与人生观照的双重视角，对这一信仰的文化功能进行审视与探析。民间信仰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交流模式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考察民间信仰和现代化的关系，充分挖掘存在于民间的古老文化传统，剔除其糟粕，与时俱进地给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注人现代人文因素，使民间信仰潜在或曰隐含的人文精
本文在近年对武当山民间信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借鉴史料和各位老师、同仁的学术成果，指出武当山泰山庙即反映了明清以来泰山信仰演变的一般规律，也受到武当山道教的影响，具有本地区娘娘神信仰的地方特色，其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泰山自古就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然也会引起关注中国文化的西方学人的注意.不过,在20世纪之前,西方对于泰山的介绍还仅仅局限于游记类的描述.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汉学家才开始对泰山信仰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与研究,20世纪末叶,西方汉学家对于泰山信仰的研究更是进入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阶段.本文通过介绍西方汉学家在20世纪前对泰山信仰的研究，并重点从20世纪前期和后期对其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几个重要机构、报纸和专业协会，探讨澳大利亚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如何研究中国。本文也评论了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发挥的作用。另外，本文强调了两个与中国学相关的观念，“中国素养”和“后汉学”，并对两者进行深刻分析。本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中国学与其他国家的中国学有何不同？尽管在很多领域存在差异，但是一般来说，澳大利亚是国际学术主流的一部分，包括其对中国的研究。本文结论部分对澳大利亚的中国学做
总结近年德国汉学研究，笔者认为德国汉学不太重视学术史的树立，认为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仅注重当代中国的研究而忽略古代中国文化研究。指出，仅对文献学以及语文学式的汉学研究对于整体德国汉学史的研究来讲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德国汉学的介绍不够全面，研究也不够系统，德国汉学最终要归于欧洲乃至世界的潮流之中。
奥运会被视作中国当局一次务实的尝试——试图将中华民族再创造为一个现代的、有教养的、和谐的、国际的民族，而持续将民族主义当作含义框架仍存在问题，并可能创造出一个最终无法处理的民族品牌。文章从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化治理、爱国情怀的编程、对中华民族含义的再编程、让全民族参与其中、从民族文化治理到跨国文化治理及对意义场域的盗用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通过检视2008奥运会所运用到符号，我们便可发现中国政府
梅屋庄吉(1869年1月8日-1934年11月23日)是资助孙文的日本人之一。虽然梅屋是一位并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但自去年以来，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相继举办了有关梅屋庄吉的展览，兴起了一股颂扬梅屋的热潮。由于这一事件对中国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对梅屋庄吉的再认识与颂扬潮的出现进行了概述，就《制作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中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描述，重点对“2万亿日元”抑或“1万
文章就中国外交政策的变迁进行了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外交理论；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外交政策”替代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根本转型；1985-2001年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外交路线，继续奉行实用主义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05年后，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关于国家的和平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