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所谓的"轴心期"理论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哲学、历史和宗教等诸多领域里,专家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在雅氏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和启发下,各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创新性成果,在历史学领域中更是成果卓著.然而,一方面由于亚斯贝斯把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期或第一个轴心期界定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数世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基本上被排斥在"轴心期"之外,另一方面要么是"轴心期理论"自身存在缺陷,要么是人们片面理解了轴心期理论,致使研究成果过分地夸大了所谓的"轴心民族"的贡献,而忽视或低估了其他"过渡"民族或处于准备和酝酿期的民族的价值和历史业绩,尤其是忽视和低估了作为文明摇篮的古代近东的文明的发展和成就,具体说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在国际学术界，只有少数甚至可以说极个别的亚述学家对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做出过回应，他们又都是顺着亚斯贝尔斯的“前轴心时代”的思路，为轴心要素、思想或精神寻找着之前历史时期存在的蛛丝马迹。在中国，则几乎没有亚述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首都师范大学举办“轴心时代与世界历史学术研讨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也愿意借此机会谈点儿对“轴心期理论”的理解，以及如何把“轴心期理论”当作一种方法论应用于亚述学研究中，求教于学术界。我还愿意以此为出发点，开启在亚述学领域对轴心期理论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