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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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同学者对儒学的四种不同观点，然而儒学家必须是自我批评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证明他们自我批评的范围和程度是合理的，这里考察的所有观点具有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对和谐的关注，因此，儒学必须反对压迫。只有通过拥有一种活动家的、社会批判性的角色，今天儒学家才能充分证明他们关于社会正义的立场是合理的—无论对儒学家本人，还是对任何与儒学家一同参与到动态的多元化的社会世界之中的其他对话伙伴而言，都是如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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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an University 维思里安大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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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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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同学者对儒学的四种不同观点，然而儒学家必须是自我批评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证明他们自我批评的范围和程度是合理的，这里考察的所有观点具有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对和谐的关注，因此，儒学必须反对压迫。只有通过拥有一种活动家的、社会批判性的角色，今天儒学家才能充分证明他们关于社会正义的立场是合理的—无论对儒学家本人，还是对任何与儒学家一同参与到动态的多元化的社会世界之中的其他对话伙伴而言，都是如此。
其他文献
古代中国曾一度培养了一种冲突的文明，但是随着王朝统治及儒家思想的顺利推进，百家思潮随之销声匿迹。除了某些时期之外，佛教与道教的力量都过于微弱，不足以与儒家思想长期抗衡，而后者在最后总能兼并或是摧毁那些不同的声音。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通过冲突确立个人身份。“和谐”是使中国统一的粘合剂，在外人看来，中国仿佛是一个不倒的“永恒之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被迫学习与西方抗衡。在经历了文化
虽然人们无需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倾向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进行简单的比附，更不必因为二者表面的相似而欣慰，乃至兴奋，但无论是解构主义的伦理学转向，还是现象学的神学转向，仍然值得关注和重视，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启发，可以从一个“他者”审视和理解中国的思想传统，并使其展示出新的意义。
笔者认为孔子和耶稣基督是伟大的领导者，可以使世界走向“永恒有益目标”，两者对个人生活和文明持续的影响超过了两千年。另外，笔者希望并祈祷，孔子对于家庭、人际关系和道德价值有益的影响，今后有增无减；而且祈祷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将在生活中展示耶稣基督所传播的真理。
普遍伦理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理想，更是21世纪全球化世界所必然需求的价值观基础。普遍伦理的目的不必是提供一套具体的规范与法则，而是给所有文明及其伦理，提供一个第二序的反省、沟通、对话、交流的平台。本文认为儒家思想做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有责任与义务参与普遍伦理的对话与建构，并且可以有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的具体内容，提供人类文明参考。人们有义务说明，邀请所有人了解、体会、欣赏甚至接受中国文化或儒家思想
笔者分析了中华文化与普世价值这两个大问题，最后就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发表以下观点：第一，当今许多把中华文化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或抹杀后者的说法，不但远离了王阳明(和孔、墨、张、程)“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的大人境界，甚至背离了中华文化追求包容和谐的基本精神。第二，为了避免一边高呼“为人民”一边打死身边老人这一类“文革，，式的荒谬，落实“以人为木”，当今倡导的“爱祖国”，应该落实到“爱人民”上来，
本文首先介绍当代韩国宗教的由来与发展遇程以及社会问题，然后探讨当代韩国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最后寻求韩国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方向。笔者希望值此鼓励常代韩国儒教在竞争激烈的韩国多元宗教社会中，能够克服恶劣的环境，突破目前的各种困境。这不但可以培养韩国儒教本身的力量，而且可以与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一起推动以宗教间文明对话来解决相互的矛盾。
1900年到1920年间在孔子家乡进行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们以积极的方式对待儒家传统。他们尊敬中国经典和孔子的道德教导，并且试图和儒家传统的正式代表人物，孔令贻公，保持友谊关系。儒家传统最高的代表人物和山东南部天主教的官方代表之间的友好拜访和会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在基督宗教与孔子传统的漫长对话史上形成一个独特的高峰。本文章旨在叙述和分析1907年和1908年双方拜访事件的历史背景。可以说188
儒家宗教化的现象曾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然而，其所预示的，与其说是儒家的宗教化，不如说是儒家对民间宗教的影响与渗透。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的现代社会试图恢复儒学作为国教的地位，是时空错置、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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