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期,经黄巢起义之后天下大乱,各种势力逐鹿中原,并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在此期间,不同地域的人们因各种原因而分散至离家乡数千里的不同地方,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笔者系统论述了吴·南唐政权中的沙陀人动向。从人数上来说，其基数大约在3000或5000人左右。随着战争的伤亡和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个数字定有变化。从李承嗣家族的例子来看，可以确定至少在沙陀将领中间，存在婚育现象，并且子孙也出仕吴·南唐政权。另外，从李金全的例子看，在乾宁四年之后，也有一些沙陀将领及其部下因各种缘由而脱离北方政权南下，只是人数不能与杨吴时期相比。值得一提的是，进入北宋之后，虽然江淮地区似未出现有名的沙陀人后裔，但1990年在湖北省英山县（唐宋时期地处吴·南唐政权境内的蕲州）出土的北宋《毕升碑》，虽然对于毕升是否为粟特人后裔尚有争论，但若将时间上溯到吴·南唐时期，那么也许毕升正是吴·南唐政权境内所居住的沙陀人之后裔。另外，进入南唐之后，杨吴时期南下的沙陀人已经与南唐其他臣子融合，并转变了尚武的门风。这种转变，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似也与沙陀家族本身的积极融入有关。不过，即便付出了种种努力，无论是杨吴时期即已经南下的沙陀人，还是南唐时期新近南下的沙陀人，他们在吴·南唐政权中的政治地位依然不高。总之，沙陀人在吴·南唐政权的存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人口史、移民史、民族史皆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