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元稹集》篇幅太大，没有精力、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统计吴先生的各类不当与失误之处，在此我只是挂一漏万地谈谈我对该书的粗浅看法：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严谨”，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在书中，吴先生“商榷鲁迅、陈寅恪、岑仲勉等名家的权威结论，提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许多新观点”（《本书介绍>），但或理解错讹，或阐释有误，或证据不足，或逻辑混乱，存在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所谓“破解”“谜团”，解开疑案，自我期许甚高，而实则远未能也。十多年前，我曾撰文就吴先生大肆指责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之所谓“失误”及吴先生对元稹生平之考订发表不同意见，谓吴先生对前人研究不能具备最基本“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不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之合理成分，往往肆逞己意，“六经注我”，甚至断章取义以证成己说（《一篇存在严重文献与逻辑失误的考订文章——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商榷》，《唐都学刊》，2004年6期）。很遗憾，这些问题在<新编元稹集》中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