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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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元稹集》篇幅太大,没有精力、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统计吴先生的各类不当与失误之处,在此我只是挂一漏万地谈谈我对该书的粗浅看法: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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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17年会暨中原文学文献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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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元稹集》篇幅太大,没有精力、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统计吴先生的各类不当与失误之处,在此我只是挂一漏万地谈谈我对该书的粗浅看法: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严谨”,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在书中,吴先生“商榷鲁迅、陈寅恪、岑仲勉等名家的权威结论,提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许多新观点”(《本书介绍>),但或理解错讹,或阐释有误,或证据不足,或逻辑混乱,存在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所谓“破解”“谜团”,解开疑案,自我期许甚高,而实则远未能也。十多年前,我曾撰文就吴先生大肆指责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之所谓“失误”及吴先生对元稹生平之考订发表不同意见,谓吴先生对前人研究不能具备最基本“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不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之合理成分,往往肆逞己意,“六经注我”,甚至断章取义以证成己说(《一篇存在严重文献与逻辑失误的考订文章——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商榷》,《唐都学刊》,2004年6期)。很遗憾,这些问题在<新编元稹集》中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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