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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道出了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权力和稻粱间跳舞，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近代建立的版权制度，为知识分子独立生产知识创造了一个平台，但这一平台的良好运作，仍然需要许多配套制度．其中最为紧密的就是公法上出版制度的法治化，经济上市场化运作，清除书号管理中的陈规滥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障知识分子获得两项自由：知识生产的自由以及由此获取经济利益的自由．这两种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所规定，贵在落实。但愿：鲁迅，后有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