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广电集团的特殊性在于，由于缺乏财政的必要支持，必须依托市场的方式获得作为事业单位运行所需要的资金，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但这仅仅是解决经费问题的权宜之计，后来广电集团化的性质划分开始按照“分类改革”的原则重新规划。分类改革取向下的传媒集团化如果沿着这样的方向演化或许会给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突破现有瓶颈带来新希望。其一，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将退出产业市场，通过公共基金或者政府财政支持，主要致力于实现传播公平目标，其实这也是一个执政党执政纲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关系着社会整体是否能够均衡发展、是否每一个公民都能从社会发展当中获得必要的福利。其二，企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将主要致力于实现效率的目标。因此，这类集团将不再依托区域与行业的保护来实现垄断，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全国性广播电视市场体系的建立来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依托我国广阔的受众资源来强化市场规模为我国广电集团参与世界广电市场竞争而带来的优势基础。这部分广电集团虽然属于国有资本，但政府作为控股者考核这些集团的首要指标却是经济性的，实际的广播电视经营业务要交给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去独立操作，而不需要相关部门亲自操刀、不厌其烦地教导传媒的言行举止。政府部门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的是规则制定者角色，对这类集团的调控宏观上依照相关法规的不断完善，微观上通过董事会规范职业经理人行为，以及股市规则来确定广电集团的市场价值。这样的设想，当然是相对理想的规划，而实际上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广播电视体系的大致结构和布局。其实，欧洲国家广播电视体系也经历了面对市场的痛苦的挣扎，最后才形成今天的产业与事业相辅相成、分而治之的传播格局。作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广播电视体系，面对的许多问题可能都是一样的，对当今行之有效的传播布局的经验的借鉴，能够帮助形成后发优势，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