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Jeffrey Alexander在新近出版的《新闻业危机再商榷》一书中提出对新闻业危机观点的质疑.他认为,新闻生产者正在努力将专业新闻业向数字时代调适,以维系新闻业的公民价值(civil value）,而原生于互联网的数字新闻业和公民新闻业是否也正在做出类似的调适,变得更加像专业新闻业?文中尝试把这个问题置放到今天中国新闻业数字变迁的背景之下来予以观察。笔者认为，自媒体市场的自由融资和准入门槛消解使得“新媒体域”中的竞争较之于“传统媒介域”更为接近于自由市场，而上述维系新闻业之公共价值的实践因而也主要是在这一商业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笔者所观察的新新闻行动主义因此与商业主义并非是一种相背而更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前者并不会被后者统合，而是将后者视为实现价值的路径和工具。另一方面，国家的威权管制一直是新闻业运作的基本制度框架，且正好在数字化时期进入了调适进程的紧缩阶段，这构成了形塑上述实践的另一维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角色不仅在于对新闻业的种种管制和干预，而且在于它介入性形塑和影响新闻商业竞争格局的作用，它的介入性角色不仅通过干预可能限制上述行动在商业竞争中形成“内生比较优势”的可能，同时还会对其要保护的“国家队”进行补贴和扶持从而可能使“国家队”生长出“外生比较优势”，这是国家在数字时代新闻业变迁中表现出的新兴角色，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