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笔记史上的集大成时期。有清一代,笔记创作数量众多,作者层次多样,传播手段丰富,接受群体庞大。可以说,从作者、媒介、受众等各传播要素来看,清代笔记的创作与传播,都堪称繁荣。本文以此为基本视角,以整体扫描和个案分析的方式对清代笔记进行考察。绪论部分对本文所论的笔记概念进行了辨析与界定,并梳理了学界笔记研究尤其是清代笔记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观点。笔记研究,学界成果丰硕。关于笔记概念的演变和学界相关讨论,有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已进行了大量梳理,本文中对此仅作简要概括。清代笔记研究有刘叶秋、谢国桢等前辈奠基,成果层出不穷,近年来的相关论著对此也多有整理,在此仅就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部分做一综述。本文正文分为上下两编,分别为对清代文人笔记的整体扫描和选择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前三章为上编。第一章分析清代文人笔记的作者群体。从文学传播角度来说,作者是文学传播活动的开端。伴随着作者的创作,才会有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与媒介、受众的接受与反馈等传播要素的跟进。清代文人笔记的作者群体庞大,虽无法确切统计,但从传世笔记作品来看,当在数百人。本文选取《清人笔记随录》中所载作者为样本,进行分析。因为《清人笔记随录》所载作者数量达145人,占传世笔记作品作者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且选取作者阶层广泛,作为样本不但数量充足,且层次上也具有代表性。分析可以发现,清代文人笔记的作者中各类身份者皆有,但主要以进士和生员群体,少有布衣从事笔记著述。在清代文人笔记作者的时空分布上,我们可以发现清代笔记作者在整个清王朝时间分布比较均匀,各个时期均有相当数量的作者进行笔记创作。在地域或者说空间分布上,我们可以发现江南地区是笔记作品的核心产区。绝大多数笔记作者的籍贯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其中尤以江浙为最,其他省区内仅有零星分布。第二章依据清代笔记作者的时空分布和创作特点,对清代笔记进行历史分析,并进而概括不同历史时期中笔记创作、传播的影响因素。清代笔记的创作者群体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既是学风与士风的创造者,又在特定学风与士风中成长和历练,是构成清代“学者社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讨论笔记创作及其发展,不能脱离开清代的学术背景。清代笔记的创作一开始就向着学者化的方向发展。清初,由明入清的一部分士大夫,基于对明代学术的反思,奠定了清代学风的基础,他们笔记创作中的学者化倾向为清代笔记发展开启了方向,这一时期大约从清朝建政持续到康熙乃至乾隆初期,可以称为清代笔记创作的奠基时期。随着奠定清代笔记创作基础的一代作者在康熙末年的离世,他们的后辈,大约出生于康熙后期与乾隆年间的几代作者,将清代笔记创作推上乾嘉时代的第一个高潮。这一个时期,可以称为清代笔记创作的传统繁荣时期。道光后期,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强烈冲击着传统士人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笔记创作在传统资源和近代观念的共同滋养下,在持续繁荣中却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特质,可以称之为清代笔记创作的近代繁荣时期。第三章对清代笔记发展中的传播新变作一综论。从传播技术上来说,清代文人笔记的传播发生在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由传统雕版、活字印刷术向近代印刷技术转型的这一次传播技术革命时期。传播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实现了笔记传播成本的降低,而且晚清以后报刊等传媒得益于其广泛的发行网络,使得以往在小范围传播的笔记等文学作品,得以迅速在更大时空范围内传播开来,最终促成了其大众化、商业化。从传播观念上来说,清初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小说、笔记等作品,尤其是杂史、杂记、汇编类笔记,开始被重视。从接受方式上来说,笔记作为案头之作,其主要传播过程经历的是从创作者书桌到接受者书桌的过程。从接受者范围来看,清代笔记作品的共时接受,表现出非常典型的圈子传播特色。评点、题跋、抄传、版行以及在士人中的口耳相传,构成了清代笔记传播的多样化的接受方式,包括续书与仿作、引用与汇录、目录与类书以及禁毁等接受方式都推动了笔记的发展。第四章是对清代笔记创作奠基时期的重要作家王渔洋的考察。王渔洋的笔记创作基本贯穿其一生,其《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这五种时间相继、内容相近的笔记作品可称是王渔洋笔记作品的代表。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王渔洋的笔记创作理念具有鲜明的“补史”意识和精英意识。从传播观念上看,王渔洋的笔记创作秉持有闻则录的观念。从传播要素上看,王渔洋笔记创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清初名臣和文坛领袖,信息来源和渠道丰富且可靠,信息和评论的权威性受到广泛认可。同时,世代簪缨的家族实力和当时的政治、文化影响,使其笔记作品广为传播。从传播效果上看,王渔洋笔记作品自问世以后便刊印不断,在有清一代,其杂史类内容的史料和史学价值一直为学者重视,清代笔记中,在内容和创作方法上模仿王渔洋的作品层出不穷。第五章是对清代笔记传统繁荣时期,深受乾嘉学派影响的笔记作家梁章钜及其作品的分析。乾嘉学术至梁章钜的时代正是鼎盛期。梁章钜早年在鳌峰书院受学于理学名师孟超然,进京后又受到纪昀、阮元、陈寿祺等大汉学家的影响,因而形成了汉宋调和、经世致用的学术观,这也表现在他的笔记创作中。梁章钜笔记作品包括《南省公余录》《退庵随笔》《归田琐记》《狼藉丛谈》《枢垣记略》等多种,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杂记丛谈类笔记,二是考据史志类笔记,当然,其中也有传闻逸事类内容的篇章。虽然数量众多、内容庞杂,但尤以其史料笔记价值最高,总体上看,他的笔记是典型的学者笔记。在梁章钜笔记当中,对于清代信息传播情况有着较多的描述,同时由于身处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当中,梁章钜笔记当中显露出的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知识阶层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亦颇值得思考。通观梁章钜的笔记创作,贯穿其中的是世情人心,梁章钜从学者化与经世致用化两个角度最终完成了清代笔记的转型。第六章是对清代笔记近代繁荣时期的代表作家俞樾的研究。俞樾的笔记作品主要包括《春在堂随笔》《小浮梅闲话》《荟蕞编》《耳邮》《右台仙馆笔记》等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俞樾晚年,确有明显的“消闲娱老”意味。但是,俞樾的笔记创作与他的经学成就相类,可称得上是晚清笔记的殿军。在俞樾笔记当中,清代笔记学者化的倾向表现突出,但同时兼有才情;题材上丰富,但谈怪说异尤为他所钟情,这都是清代笔记鸿硕的文化遗产在晚清积淀的产物。俞樾的笔记作品与他们这一代学者一样,既有其保守的一面,又有其开创贡献的表现,正是晚清时代中正统学者的典型,他们浸淫旧学,经过完备的传统学术训练,形成了系统的传统学术体系,但他们又并不排斥西学与现代文明,鼓励子弟学习西学,这便是这一代知识精英的高明之处。如果说俞樾是清代笔记近代繁荣时期传统笔记作家的代表,那么王韬无疑是晚清时期新派知识阶层的典型。第七章便是对王韬及其笔记作品的分析。在晚清士人纷纷睁眼看世界、中国文化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传统是构成士人观察世界的认知基础。在晚清笔记中,传统观念和士人对笔记文体的认识,始终影响着笔记的创作。从传播角度来看,晚清时期,新的印刷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晚清文学传播的面貌。大量的文人笔记通过报刊等媒介不仅得以免费大范围传播,而且作者还能够在获得声名的同时得到一些稿酬,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笔记创作、推动了笔记传播。无论是如俞樾那样的传统学者还是如王韬这样的新式人物,均处于这样的传播环境中。王韬的笔记作品内容多、题材杂,但在学者化笔记路径之外别有传承。其笔记包括《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贏濡杂志》《四溟补乘》《瓮牖余谈》等杂记题材笔记,也包括狭邪类作品如《花国剧谈》《海阻冶游录》,游记类作品如《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等,另外,王韬从商业因素、技术因素、报刊媒介因素等多方面关注到并受到传播环境变化的影响,在笔记创作中多有新变。表现出脱略旧学的贯通性、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传播手段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