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被西方学者普遍用来描绘中国政治发展形态,但是这种解释大多聚焦于中国政治转型过程,而忽视了政府治理模式与过程。当代中国党政机构普遍采用了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来支撑整体的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稳定大局。这种模式孕育于毛时代的政治动员,形成于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治理,成熟于新时期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以专项行动为核心治理方式,"扫黄打非"是其最典型形态。在以作为"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的整体性运动式"扫黄打非"案例研究中,发现运动式"扫黄打非"坚持网上清理与网下打击相结合,其扇形结构符合领导小组的议事协调特点,坚持多部门协同联动和群众举报机制,最后遵循某种政治正确性。运动式扫黄打非遵循从政治权力的总体性支配到行政权力的技术性治理的转变逻辑。其本质属性是政治权力主体发动的迅疾治理过程;核心动因是政治权力主体基于党和国家重大会议盛事的动员保障工作以及回应社会民意需求的双重合法性要求;根本手段是政治权力主体以党政机构的职能发挥为抓手,依靠小组领导、权威训诫的方式开展行动。由此,在总体性权力支配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技术性政策工具混合型使用的现实场域中,运动式治理模式面临"三个正视,两个难以"的困境。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回归常态政治的政府治理需要三重维度的考量: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必须重视政策风格变迁的趋势;在国家治理导向中,必须找到国家-社会关系的实然形式;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必须构建本土的治理模式。进而形成打破威权主义魔咒的内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