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天主教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历程。法国保教权使天主教会与西方地殖民侵略联系在一起，使得上帝的面目显得一片模糊。法国保教权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天主教会中国籍神职人员地位低下。1900年后，整个中国天主教迎来了其大发展的时期。20世纪初天主教教务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教会自身调整的结果，表明教会的一种积极开明的改革姿态，但是这种开明是有限度的，是一种消极的改革策略:而雷鸣远则比教会当局走的更远，他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改革势力。虽然他改革的立意是基于教会的发展，但是这种方式也会不可避免的招致其与教会当局的分歧与冲突。虽然法国的保教权在20世纪初期有了很大的衰落，天主教会本身也在不断的调整中获得教务的大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教会所形成的积弊却仍然存在，成为制约教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在继续危害着教会的社会形象。而以马相伯、英敛之为代表的教会精英在20世纪初开始对教会的积弊提出批评意见。后雷鸣远主铎天津与“天津运动”。针对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会的困局，以雷鸣远神父为代表的教会神职积极寻求在教会体制内实现突破，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甚至完全可以说雷鸣远的种种意见和做法是直接继承了“利玛窦规矩”，是三百年后在完全意义上承行“利玛窦规矩”的西方传教士中的第一人，是试图修复西方与东方久已断裂的正常关系的一次成功努力，雷鸣远神父也成为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当之无愧的先驱。雷鸣远神父的名言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其中就包含了“爱国”与“爱教”的双重含义。而且他在实际中充分鼓励和肯定中国人的“爱国心”，这对于一名外籍传教士而言，实在难能可贵。而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其试图统一“爱国”与“爱教”的努力极大地化解了天主教徒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消除了社会对于天主教的负面认识。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会而言，欲争取教会的团结与前进，非常有必要在包括神职和平信徒在内的教会精英中，通过对话、沟通与交流，本着教会的信仰真理和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现实处境，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也唯有如此，才能增强教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无论对于对内争取教会的团结和长治久安，还是对于对外实现教会与政治及社会的良性互动搭建一个平台，都会提供诸多的可能。